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拓展國際關係研究新思維，發展臺灣與美中關係策略 國際關係是政治學門中十分重要的分支領域。兩個國家或政體之間是戰是和，不僅關係著雙方人民的福祉，甚至影響全球的和平與安全。自古以來，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起因都源自於各國之間的角力與互動，而看似一個國家的內部治理問題，也往往與其對外行為相互牽連。國際上發生的事從區域性的領土糾紛、民族主義、恐怖主義、人權，乃至全球化、核危機，都是國際關係學者關心的議題。由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牽涉範圍極廣，國際關係也與許多學科的研究緊密聯繫，如：歷史、哲學、經濟、法學、地理、社會等。研究者必須展開跨學科的合作與對話，才能為國際關係研究帶來創新的思維。 除了豐富學科理論內涵，對臺大政治系研究團隊而言，另一個重要任務是為臺灣在國際社會上找到未來發展的方向。臺灣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與中國的歷史連結，使其政治上深受兩岸關係影響；中美之間的角力、南海主權的爭議，臺灣也無法置身事外。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如何為臺灣找到可發展的機會與定位，是臺大乃至於臺灣所有政治學者責無旁貸的使命。 「中國再起」對國際關係研究帶來什麼啟發？ 對國際社會以及研究當代國際關係的學者來說，過去二、三十年來最受矚目的政治發展便是「中國再起」（the resurgence of China）。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為鄰近區域的政治與文化帶來深遠影響。即便經歷多次分裂、衰微，如今的中國已振興 再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中國於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的外交策略，更讓世界各國的焦點從中國的經濟實力轉至其對外關係。對於中國的再度崛起為國際關係研究帶來什麼啟發？臺大政治系教授吳玉山認為，對於想要了解今日中國對外行為的人們來說，從歷史中找尋線索是極為自然的。尤其一般認為中國「一帶一路」的策略，本身就充滿中國重現古代盛世王朝的想像與企圖，因此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剖析中國的外交策略，似乎是一個理想的途徑。然而，受到美國國際關係學界較不重視歷史研究取向的影響，臺灣的國際關係學界一般也很少與歷史學界交流，因此當面對「中國再起」這樣一個重大議題時，僅用國際關係理論的觀點詮釋似乎有嫌窄淺與不足。（中國再起：歷史 與國關的對話，2018） 為能全面理解「中國再起」的意義與影響，吳教授認為有必要促成歷史與國際關係兩大學科間的對話，形成「具有歷史認知的國際 關係研究」（history-inform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簡稱HIRS），並從理論、時代、地域三個面向討論核心問題。綜觀中國對外行為的研究，大致上可分為四種取向：第一，西方普適主義，亦即認為西方所發展的國際理論觀點能用以解釋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對外行為；第二，中國文化主義，這派學者重視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從歷史經驗解釋中國對外關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朝貢體系」與「天下國家」；第三，中國學派，主要由中國的國際關係學界主導，嘗試為中國的政治思想與歷史實踐建構廣義的理論基礎；第四，臺灣學派，這些學者深受中國歷史的影響，也受西方教育洗禮，因此不屬上述任何一派，而是重視證據，相信理論架構必須經過一連串實證檢驗的科學程序。（Palgrave Macmillan 2018）雖然上述的取向有助於我們從不同角度解釋「中國再起」現象，但強調HIRS的觀點可為國際關係學界在這項重大議題上提供一個更創新、更具跨領域性的研究思維。 在中美兩強間，臺灣如何找到自身的定位？ 中國與美國是國際政治中最主要的兩個國家，也是臺灣重要的貿易夥伴。兩國之間彼此的互動不僅牽動國際局勢，更對臺灣造成一定的影響。為了加強各自的政治勢力，中美兩國不僅在國際事務上彼此競爭，區域上更積極拉攏周邊中小國家為其盟友。對於身處兩強之間的臺灣而言，要如何自處與應對，無疑是一項艱難的考驗。 面對國際上複雜的三角關係，吳玉山教授將中小國的選擇歸納為三種：樞紐（pivot）、避險者（hedger）、夥伴（partner）。所謂「樞紐」，是與兩強之間保持相等距離，這樣角色固然可透過討好兩邊獲取最大利益，但也可能同時面臨兩強的施壓懲罰。所謂「避險者」（hedging），雖然相對比較親近其中一強，但同時也和另一強交好；這樣的好處是能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但缺點是沒有絕對的安全保證。所謂「夥伴」，則完全與其中一強站在同陣線，雖然可能獲得最大的安全保障，但也可能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失去斡旋籌碼。雖然這三種角色中，絕大多數中小國家都希望採取避險者的策略，但是在現實強權壓力下未必能如願。某些時候，中小國也可能在這三種角色之間轉換，或是同時具備不同角色的特徵；比如說，臺灣對美國的關係從70年代的半夥伴（semipartner）逐漸成為避險者夥伴（hedging partner），顯示臺灣因應國際局勢變化不斷嘗試找尋較佳的位置。（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 放眼全球國際局勢，也有許多國家面臨跟臺灣一樣的困境，被迫在兩個強國之間選邊站。除了美國與中國在東亞地區相互競爭外，美歐聯盟與俄羅斯在東歐也彼此對峙，形成所謂的東亞戰略線與東歐戰略線。在強權環繞的壓力下，處於兩地區的中小國家可扮演的角色大致可分為五種：親中或親俄的夥伴、親中或親俄的避險者夥伴、樞紐、親美或親歐美的避險者夥伴、親美或親歐美的夥伴。若由此思索臺灣的生存之道，應該以更開闊的理論視野發展國際關係，不只侷限於美、中，而是與其他有著相同煩惱的國家一起分享資源與經驗。 臺大政治系的研究團隊關心國際局勢，更心繫臺灣及其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前途。透過歷史與國際關係研究之合作、對話，政治學界得以深入了解中國在對外關係上的動機與行為，有助於發展相應的策略與計畫。此外，從宏觀的角度分析臺灣在中美之間面臨的困境，不僅可作為改善兩岸關係的指引，也為有類似處境的中小型國家提供可參考的方向。這些研究成果回應了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第16項：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尤其與該目標第8點「擴大及強化開發中國家參與全球管理制度」密切相關，促進國際各國間相互了解與共同發展。 政治學系主要研究領域 比較民主化研究；兩岸關係；中國大陸研究；地方治理；環境政策；比較威權體制；選舉研究；族群政治

應用創新科技深入了解人性，為當代經濟學研究奠定發展基礎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簡稱UNDP）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簡稱HDI）估算，臺灣的經濟發展程度應達已開發國家的水準。但事實上，臺灣也曾歷經資源匱乏、仰賴國際援助的年代，走過外交低谷卻仍能締造經濟奇蹟，躍升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這樣的成就歸功於臺灣施行有效的經濟發展策略。 過去數十年來，許多經濟學家為不同區域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提出建議與對策，但如何從中找出最適合各國發展的策略，則需仰賴熟知經濟法則的研究者持續探索、反覆驗證各種模型的有效性與適用性。臺大經濟系研究團隊在經濟理論模型的研究發展不遺餘力，並善用多元技術以及跨學科合作的資源，形成創新的研究設計。為了更深刻掌握人性與行為，並找到適當的解釋理論，臺大經濟系研究團隊詳細檢視影響決策過程和決策本身的各種因素；以經濟理論為基礎，透過實證研究設計找尋相關證據。這些努力與成果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策的施行與設計，為政府提供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的方向。 臺灣的經濟學知識寶庫 臺大經濟系研究團隊是讓臺灣在經濟知識領先全球的重要力量，其研究成果不僅建立經濟政策實踐的基礎，也鞏固了經濟理論模型的框架。經濟理論與政策實踐是相互影響的兩個範疇；研究者必須能在經濟政策實踐的基礎上不斷精進、創新，才促成經濟理論的發展，而經濟理論也需要透過一連串對經濟政策實踐的檢驗，才能豐富其內涵。 實驗經濟學（Experimental economics）是有效融合經濟理論與政策實踐的方法。傳統的經濟理論主要建立在人們為了利己而作出理性決策的假設上，研究者往往透過觀察或依賴演繹、論證的思辨過程確認模型的可靠性，而不是在控制的環境進行檢測。直到Vernon Smith開創一系列經濟學實驗方法，才讓大家接受實驗室成為研究經濟學的可靠場域，Smith也因此獲得2002年瑞典央行紀念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在此之後，這種實驗方法漸漸受到其他經濟學者青睞。他們相信，在實驗室以真人測試不同經濟理論及市場模型，有利於使用科學方法檢驗那些理論模型的預測能力。受到此學派的影響，有一群臺大經濟系研究者也懷著相同信念，以同樣的實驗精神進一步探索經濟學的世界，為檢驗相關理論提出深入的看法與見解。 科技是檢驗經濟學理論的助力 在科技蓬勃發達的黃金年代，資訊技術的開發與創新為人們的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更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從手 機裡的新聞應用程式到教室裡的虛擬教育平臺，這些工具既是知識傳播的管道，也為學術界提供值得探究的題目與大量豐富的分析 資料。臺大經濟系教授王道一與其研究團隊便利用網上教育平臺MobLab提供的資料，探究兩個相當熱門的經濟學實驗研究：最後 通牒談判實驗（ultimatum bargaining）以及透過連續雙邊拍賣（continuous doubleauction）的集中交易（centralized trading）實驗。這兩種實驗都涉及經濟理論，必須深入分析參與者之間的互動，以及參與者從考慮自身利益到作出最後決策的過程，因此需要大量的數據支持。 雖然過去不乏針對這兩項理論的研究，即便沒有資訊技術的協助，研究者仍然有機會收集到實驗樣本。然而因為能取得的樣本數量有限，學者們不能確定這些實驗結果是否可靠、能被重複驗證。一旦實驗結果的可重複性偏低，就表示該經濟理論模型的預測能力不高，無法確認是否成立。而就王教授團隊的研究而言，最大的特色就是運用大量的經濟學課堂實驗資料進行客觀分析。由於MobLab網上教育平臺內含資料相當豐富，不僅允許各種經濟學實驗的進行，甚至可以比較來自多個不一樣地區的學生所參與的同一實驗，因此十分適合經濟理論的驗證。透過該項研究，證實在最後通牒談判實驗裡，50-50完全平分的提議比49-51差一點平分的提議更容易且更快被人們接受，不過提 議本身的多樣性則主要來自地域上的差異。另一方面，在連續雙邊拍賣的集中交易實驗結果，也被證實供需理論具有可重複性，並且實驗結果接近供需均衡的預測。上述的發現於2020年獲刊於行為科學的頂尖期刊Nature Human Behavior，可見其學術價值已受肯定。 透過實驗瞭解立法機關的制度 實驗經濟學不僅有助於驗證市場上觀察到的經濟行為，也可以運用在政治經濟學的範疇，像是用於了解立法程序的議事規則如何影響其運作效用。長久以來，國會下的各個委員會與其委員在立法過程中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這些委員通常是相關事務的專家，不僅能針對政策提供立法機關所需的相關資訊，更肩負議案審核的任務。過去已有許多研究者針對這些委員會的地位與影響加以探討，其中最著名的是Giligan 和 Krehbiel提出立法組織的資訊理論（informational theory of legislative organization）。這項理論的核心是，由於院會無法完全掌握所有政策可能帶來的影響與後果，因此需要依賴委員會協助提供必要的資訊作為參考。雖然有些時候，委員會成員難免帶有偏見，或甚至與院會之間出現利益衝突，但實務上仍然認為由不同委員會提交法案可能是最佳的選擇，甚至限制院會不能提出修正動議，將權力下放給委員會。 一般認為上述的論點是可以成立的，不過學界仍缺乏相關的實證研究，而且也有其他學者從理論模型上挑戰這個理論。有鑑於此，王道一教授與來自美國以及香港的經濟學者進行跨國合作，針對這項爭議進行首次實驗，希望能找到支持理論的實證證據，或是發掘需要進一步改進之處。結果發現，委員會的存在確實能協助院會立法，即使存在衝突或矛盾，也如資訊理論所預測，委員們仍能因為提供相關資訊而作出貢獻。不過研究也發現，委員會成員的主觀立場會對立法造成影響 — 例如：當雙方立場兩極時，委員們會減少資訊傳遞；當兩邊立場不會太過極端時，院會若能開放提出修正動議，則更有助於其做出有利的決定。這項研究發表在政治科學最具影響力的頂尖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當實驗經濟學遇上行為經濟學 除了法政方面的應用外，實驗經濟學也能與其他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完美結合。其中，專門研究人類非理性行為的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是很好的例子。有鑑於傳統經濟理論認為人們總是理性作出利己決策很難完全解釋現實的經濟生活，以Richard H. Thaler為首的經濟學家開始反思並提出質疑，認為大多數人並非完全理性，也不見得凡事皆從自利的角度出發。他們嘗試引入心理學、社會學與哲學的研究方法與成果，放寬對於人類行為的標準假設，開創了以非理性經濟主體為研究對象的先河，也為當代經濟學研究提出了創新的觀點。 從研究的角度來看，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是很好的組合，因為無論是在實驗室裡的實驗或者現場實驗的結果，都可以用行為經濟學所整理出的許多人類行為規律性來解釋。臺大經濟系王道一、黃貞穎和陳俊廷組成的研究團隊試圖結合兩者，用於研究在賽局理論下人們進行推理的過程及做出最終決策的經過。他們設計了一個「圖像化的選美結果預測賽局（spatial beauty contest）」，透過眼動儀追蹤受試者的眼球軌跡，讓參與者的推理過程可以在這個實驗中被追蹤、記錄。透過這樣的實驗設計，不僅有助於預測行為，也可以為相關模型作出解釋，從中獲得有關決策過程的合理假設。 研究結果證明，人們在作出選擇之前所進行的推理是可以分析的。雖然對研究者來說，分析大量的推理過程是一項挑戰，研究團隊卻能充分利用賽局設計的結構，誘導參與者作出推理，以驗證多層次思考（level-k thinking）模型。從理論的角度來看，王教授團隊的研究能透過解密人類行為上的有限理性提高經濟理論的預測能力，並對人類的行為作出更好的解釋；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看，該實驗所使用的先進技術可用於分析更廣泛的資料，應用於其他主題的研究。這項研究於2018年發表在賽局理論學會的旗艦期刊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為經濟理論發展作出貢獻。 用科學的視角看經濟學 過去經濟學領域一直被視為非實驗性學科。人們往往將經濟學視為一種哲學而非科學。最典型的例子當屬英國著名經濟學家Joan Robinson於1977年提出的觀點，即經濟學家需要依靠歷史證據來探索新發現和新觀點，而非依靠控制實驗來獲得證據。然而隨著時代進步，科技的發展影響人們的生活，也為學術界帶來創新研究的契機。臺大經濟系研究團隊勇於突破傳統經濟學的窠臼，成功將科學的客觀性融入不同經濟情景的嚴謹分析。透過經濟學與科學的完美結合，不僅可以呈現社會科學的真正本質，更有助於經濟學家解決諸如城市貧困、失業和通貨膨脹等經濟問題。 臺大經濟系研究團隊的成果為經濟學發展提供豐富的科學知識與實際的解決方案，同時也是推動臺灣成為全球領先經濟知識中心的 力量。這種對經濟、社會和知識進步的追求，使臺大經濟系在實務上得以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第8項「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在研究方法的創新、突破則強化重要科學發展，符合第9項目標「工業、創新和基礎設施」所宣導的精神。   經濟學系主要研究領域 行政資料與政策分析；實驗經濟學；貨幣模型與政策分析；生產力效率模型；臺灣經濟史；資料科學；社會網絡分析；人口經濟與總體經濟發展；個體經濟理論

實地探查臺灣社會變遷 社會學研究人類的社會行為、社會互動以及文化。受到科技發展與環境變遷的影響，社會學研究的議題也隨時間不斷演變。這些議題固然反映出當代社會的需求與挑戰，同時也記錄著人類文明進展的軌跡。身為關心最新社會脈動的社會學者，必須擁有敏銳的觀察力與開闊的視野，才能在多元複雜的社會現象中找到需要探索與深究的目標。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群關心臺灣社會各種族群在各個角落發生的事。從科技與社會如何相互形塑，到對民主制度的反思與改革，研究團隊希望透過對社會議題的討論及其背後成因的探究，了解臺灣如何維繫今日的發展成果，並從中尋求改進之道，突破可能的困境。 助孕科技—科技治理的挑戰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有1.8億人飽受不孕困擾。人工協助生殖科技（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簡稱ART）成為當代人類實現生殖願望的重要寄託。然而這些助孕科技帶來的影響，不只涉及醫療層面，也常引發各方對於社會與倫理的省思，有時帶來激烈的辯論，牽動社會的神經。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吳嘉苓從多方角度深入剖析ART在臺灣的發展，透過一系列的研究有助於加速臺灣在此議題上的進步。 如何治理「人工協助生殖科技」？ 新興的助孕科技，造福許多辛苦求子的不孕人士，但這項技術背後帶來的法律與道德爭議卻也從未停止。其中，不孕治療因為使用刺激排卵藥物以及植入多個胚胎，造成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比例多胞胎孕產，也大幅增加許多健康風險，是助孕科技最常見的副作用。即使國際上已有許多針對多胚胎植入數目的指引，現今全球各國的做法不一。臺灣是全世界植入多胞胎數目最高的國家之一，值得探究。 吳嘉苓教授以社會學的觀點，探討臺灣的多胚胎植入規範。她首先建立概念框架，用以分析在地規範如何受到全球治理的影響（請見下表）。吳教授認為，臺灣不同的行動者，政府、醫界、民間團體等等，策略性地選取所謂的「全球」，以促成該行動者想要達到的管制目標。例如：美國生殖醫學會的臨床指引在國際上遠比歐洲與日本等國寬鬆，卻成為臺灣醫界常援引的目標。吳教授並主張，無論是政策先驅國還是後進國，各國面對「全球」的方式，都值得以此模型來分析。（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2） 誰可以成為父母？ 助孕科技的特性，在於將「性」與「生殖」脫勾。只要透過注射精子到女性體內，或是將體外培養的受精卵植入女性身體，就可能達到生育的目的。所 以，到底誰可以使用這項科技來成為父母，就成為各國政策辯論的重要主題，也成為我們了解性別秩序如何變動的窗口。 早先ART的使用資格，對象限於已婚異性戀夫妻。然而越來越多的國家考量生殖正義，落實不同社群的生育權利，因此單身女性、同志伴侶在許多國家都可能透過助孕科技來生子成家。不過許多伊斯蘭地區與亞洲國家仍限縮於異性戀夫妻，使得這些國家的民眾常進行生殖出走，到其他合法的國家取得生育的資源。臺灣於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化為亞洲僅見，並持續探討助孕科技法令的修改，受到各界的關注。 在Gender, Health, 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一書中，吳嘉苓教授以專章討論臺灣的助孕科技法律規範排除未婚男女的歷史過程。吳教授提出，過去各方反對單身女性或同志伴侶使用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的原因，反映了父權體制與異性戀霸權的運作。政策制定者、醫療專業、婦女團體、同志家庭權益運動，以及進行生殖出走的民眾，也常提出不同論點與行動，彰顯理想親職的變遷。從早先不婚的單身母職，到近年來的女同志與男同志的親職，透過政策角力，臺灣也開拓了許多對於成家的反思。滋養小孩的家庭到底是什麼模樣，在女性生育自主、同志平權等主張下，助孕科技的修法歷程也帶來更多的社會反思。（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 讓登錄資料成為照護基礎建設 許多國家常以資料登錄的方式，包括系統地記錄、彙整相關數據等，作為政府、研究者以及臨床醫療人員分析規劃國家健康政策的參考。早在1980年代起，許多國家如：澳洲、英國、美國、法國、瑞典、芬蘭，甚至是以色列，即陸續針對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的臨床措施與健康結果進行資料蒐集與報告，以掌握、監控科技的發展。生殖醫學相關的國際組織也常以登錄資料來觀察科技趨勢，並提出政策建言。日本、韓國和臺灣等東亞國家，也陸續建立了類似的資料登錄制度。 醫界與政策管制界費時費工地建立登錄制度，社會學要如何看待？吳教授與日韓學者一起研究，提出「資料登錄作為照護基礎建設」的分析架構。她們提出，這種照護的基礎建設，涵括三層面：（1）搜集資料的過程是否能促成相關社群的倫理責任；（2）搜集資料的指標是否能反映健康照護的品質；（3）搜集資料的結果是否能成為實證政策建立的基礎。研究團隊以此架構來評比日本、韓國與臺灣的助孕科技資料庫，結果發日本即使採自願登錄制度，卻因為重視回應社會疑慮，較能充分使用資料庫來制定單一胚胎植入的政策，達到東亞最低的多胞胎率。臺灣由國家施行強制登錄制度，資料完整，指標也齊全，但是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使得生殖醫學社群並沒有發展出反思的措施與行動。該研究主張，可透過此照護的基礎建設角度看待各類的資料申報，從空污到危樓，如何可能發展出提升照護品質的方案。（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20） 數位遊戲—新時代的娛樂 電玩遊戲的發展史最早可溯及1950年代，不過一直到20年後第一款遊戲機才問世。90年代末期起，數位遊戲的全球快速擴散與多樣化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從網際網路帶來的線上遊戲全盛時代，一直到晚近的手機遊戲、職業電競、遊戲實況直播等現象與產業的興起，不但意味著遊戲人口與遊戲社群的不斷擴展，也提供了學術研究的豐富沃土。無論是從消費人口與產業產值的迅速增加、各種數位遊戲平臺所衍生出的豐富社會互動與文化風貌，或是數位遊戲所帶來的新型態經濟行為與休閒勞動等面向來看，新興數位遊戲研究都在現象的重要性、時代性與對傳統理論的挑戰對話上，充滿學術意義，也吸引了許多研究者致力於電玩現象及其意義的探索。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林鶴玲過去十餘年來的研究，便是環繞著「當人們與休閒機器裝置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時，人們的生活世界與文化產生了什麼根本變化？」的問題，從社會、文化和政治經濟學角度解讀在當代數位遊戲生態系統中，資訊科技與休閒娛樂的共生關係。 數位遊戲的社會空間與文化特徵塑造新的社會規範 許多人認為在數位遊戲的參與過程中，虛擬空間是玩家交流的主要場所，但事實上，玩家所身處的現實世界環境與社會脈絡往往對玩家的遊戲體驗具有重大影響。在一項針對遊戲空間性別化的研究中，林教授將數位遊戲的研究視野從電玩世界擴展到玩家所處的實體空間，從文化地理學的觀點分析使用者的線上遊戲經驗。在觀察並分析臺灣兒童與青少年（尤其是年輕的女性玩家）於家中、網咖、宿舍的遊戲情形後，林教授發現，男性與女性玩家的數位遊戲體驗會受到許多實體空間因素影響，例如：在家中會面臨父母不同程度的監督、政府對於公共休閒空間的管制、大眾對公共遊戲空間的污名化、由男性主導的遊戲場氛圍，以及男性與女性玩家群體的動態等。林教授也強調，社會不應將年輕的女性遊戲玩家視為被動的管制對象。即便面臨諸多限制，這些女性玩家證明隨著時間流逝，她們能以更機智、更具戰略性的方式擴大自己在這一領域的自主權。由此可知，數位遊戲世界中的虛擬與實體環境存在密不可分的關聯性，玩家的遊戲行為與體驗也必然受到其身體所在的社會空間脈絡之影響。（The MIT Press 2008 ） 關於玩家與其所處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性這個主題，林教授的另一個觀察對象是「遊樂場裡的觀眾」。這項研究背後的問題是：陌生人們在公共場所中的秩序是如何形成的？遊樂場裡的玩家與觀眾是流動的，很少人是純粹的觀眾；某些人在玩的時候，其他人就成了暫時停駐觀賞的觀眾或等著玩的排隊的人。從微觀社會學的社會互動角度來看，確認旁人是在排隊等候，還是純粹觀看的路人，對行動者採取應對行動是很重要的。在這項針對臺灣大型遊樂場中遊戲玩家與旁觀觀眾之互動關係與權力協商過程之研究中， 林教授團隊運用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 之社會互動框架分析來探討長期被忽視的旁觀者角色─「遊戲觀眾」對於決定社會行動屬性的重要意義，分析公共場所中彼此不相識的人們根據什麼原則決定、如何決定與測試自己的角色劇本、並據此採取不同的行為舉止、展現某種微妙的規則與秩序。這項研究也進一步揭示了陌生人在群體社會互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將原本不可見的社會行動者以及其行動機制拉進研究者的分析鏡頭中，使原本抽象的理論觀點得到具體而微的闡釋。（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2011） 林教授進一步深入探討數位遊戲進入家庭後，對當代家庭生活與親子文化帶來的重塑與影響。這項研究針對任天堂Wii的全球熱賣現象，分析YouTube上大量家庭遊戲影片中的一個有趣現象─老年的父母或祖父母在家人圍觀的客廳裡全神貫注地打電玩，而手持攝影機進行記錄的年輕兒孫們則在旁或指導評論，或助興鼓譟，指出環繞體感類遊戲機如何從父母買給年幼子女的「玩具」與替代性保母角色，轉變為年輕的成年子女透過購買遊戲機和選購遊戲作為給年長父母，以代替自己「實踐孝道」的娛樂機器。林教授發現遊戲機與遊戲的選購與使用在親子互動過程裡，負起代理忙碌的年輕兒女陪伴父母、照顧父母健康的責任，並扮演一種協調與縫合不同世代文化與經驗差異的橋樑角色。這項研究涉及層面甚廣，從家庭資源配置與管教策略的變化、wii成為銀髮族與世代互動休閒文化象徵，到手持數位遊戲裝置對家庭每日生活之影響與親子關係之影響等，無一不可見新數位休閒科技之衝擊與影響痕跡。（RESET，2014） 數位遊戲推動新經濟與勞工文化興起 林教授另一個研究系列關注於數位遊戲之經濟行為與勞動文化，探討如今已經具有實際經濟價值、穩定交易市場與極高產值的遊戲虛擬財貨服務經濟活動之勞動、產製、行銷與消費，以及這些新現象所呈現的經濟與勞動文化新議題。研究主題之一是數位時代一個重要的新勞動型態─遊戲玩家販賣在遊戲中的「勞動」所得營利，使遊戲活動從純休閒娛樂轉化為具有經濟價值的生產勞動（hobby as work）。林教授團隊針對數位遊戲貨幣現金交易行為所創造出來的新興休閒勞動對於工作認同的影響做了探討，發現虛擬遊戲貨幣的實體經濟價值意味著傳統「休閒與工作」、「遊戲與勞動」邊界的模糊化，而這個現象至少具有雙重意涵─對於遊戲虛擬財貨的生產者而言，他們的工作與職業認同受到遊戲社會認知的挑戰；對於遊戲虛擬財貨的消費者（與其他玩家）而言，他們的遊戲樂趣與成就感受到外於遊戲的現實經濟條件所影響。因此，在遊戲貨幣現金交易行為中，賣方與買方運用不同的正名化策略來因應社會對於遊戲行為和遊戲物品買賣之污名，並在過程中操作各種區隔策略以維持遊戲與工作的邊界、保存遊戲之樂趣。這項研究的特色是從數位遊戲現象出發，但是其理論關切與研究發現卻並不限於數位遊戲經濟文化現象分析，而是具有理解其他新興勞動工作型態與數位財貨經濟現象之意義的。（Work, Employment & Society，2011） 本系列的另一項研究是針對全球遊戲產業從2000年代以來改變遊戲收費機制，以「免費遊戲」為號召，改由公司直營虛擬遊戲貨品販售的獲利模式，探討商業機制如何影響遊戲經驗與遊戲沈浸感，以及免費遊戲興起所象徵的休閒消費模式之意義。林教授團隊分析數位遊戲內流通的虛擬貨幣與遊戲物件在玩家間進行真實貨幣交易的現象，發現免費模式對於數位遊戲的文化產生了多層面的影響，包括玩家的自我認知、玩家對遊戲消費的看法、玩家對遊戲群體的態度，以及使用與公平性之間的問題，進而指出不同收費模式不僅造成玩家遊戲體驗的重大變化，更使遊戲情境與現實之間的邊界逐漸模糊，造成遊戲經驗「魔幻圈」（magic circle）受到穿透。（Game and Culture，2011）   審議式民主與臺灣公民社會的演變 民主是一種普遍公認的理想。雖然難賦予操作型定義，但一般認為民主的核心原則與特徵包括：法律平等、政治自由、法治社會等。長久以來，民主雖早已成為普世價值，但其實踐方式仍有許多值得思考與批判的地方。有些國家政府已經意識到傳統代議式民主的限制，而開始嘗試新的治理模式，例如：審議式民主。這項制度的特色在於讓公民透過公共審議的方式商討一項政策或議題，並由此作出集體公共決策。臺灣以自由開放的風氣聞名，更是亞洲第一個走向共和體制的社會。審議式民主的發展也是公民社會與學界非常關心，甚至嘗試推動的治理方式；在眾多專家學者中，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東升便是臺灣走向審議式民主的重要推手之一。 臺灣走向審議式民主的路程 早在2000年代初，陳東升教授與其團隊便提倡對公共議題進行公開討論，開創臺灣發展審議式民主的先河。陳教授認為，從長遠來看，臺灣實行直接民主制有助於培養出具有政策素養、願意參與公共事務並承擔責任的公民。而為了解在臺灣推行該制度的可能性，並解決傳統代議制民主的困境，有必要進行一系列深入的研究。 陳教授早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便是從實證的角度反思不同文獻對審議式民主的批評。該項分析雖指出一般人認為審議式民主的實行有三大限制，包括：過於強調共識，導致少數者的意見無法表達；以理性對話為主，忽略情感表達或立場宣示；不了解可能的政治操弄帶來的影響。但根據臺灣實施公民會議（citizen conferences）的經驗發現，民眾在實際參與討論後，無論是在政治效能感、政策知能和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方面都有提升，顯示審議民主的公共討論過程對於促進民主發展非常重要。惟需注意的是，這樣的公共討論模式必須更為多元，才能讓不同溝通方式充分呈現，並且瞭解參與者的理性能力是限的，並非共同討論後一定會取得共識。（臺灣民主季刊，2006） 公民會議與科學交流 在各界的努力下，臺灣已逐漸習慣以審議式民主的方式作爲政策討論的基本模式。許多場公民會議的舉行，有助於討論和收集大眾對有爭議性話題的看法。然而，如果議題本身牽涉到與科技相關的專業知識時，透過公民會議形成共識不僅對參加者來說是一大挑戰，也會容易因其知識的侷限性或對科技的認知錯誤，導致作出不當結論的風險增加。 為了探究公民會議對於促進大眾了解科技相關議題的效果，陳教授仔細觀察會議上的專家與非專業人士之間的互動，並分析兩者互動對於公眾的知識學習動態、態度形成、專業知識感知，以及非專業背景參與者提出總結的影響；納入分析的兩次公民會議主題分別是有關代理孕母及其核心問題，以及胎兒的產前檢查與篩檢。結果顯示，這些公民會議確實有助於提高公民的科學素養。若有機會能進一步理解複雜的科學知識時，民眾都非常有意願去學習。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民眾對技術與問題的深入理解可能會改變其對政策的看法和態度；而對技術的接受程度也會受到專家傳遞訊息的方式影響—民眾可能是支持也可能是反對專家觀點的。此外，研究也發現，民眾對專家提出的疑問越多，就越能在專家的演講中就發現既定觀點或偏見，因為這些專家們在溝通時，不容易跨出其預先設定的構想和意見。儘管有時這些討論無法獲得明確結果或共識，但可以確定的是，公民會議對於增加公眾參與決策以及提高其科學素養方面確實發揮一定的影響力。（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7） 當社區營造遇到參與式預算 參與式預算是由人民決定應該在何處以及如何分配市政或公共預算。對於審議式民主來說， 這是在制定決策時很重要的一項應用與過程。一般認為，曾經歷過社區營造的社區應該比新手社區具有更好的審議績效，因為他們在參與式民主的進程中已有豐富的經驗。然而，陳教授團隊在觀察兩個社區在運作營造項目的參與式預算時，發現事實並非如此。與新手社區相比，有經驗的社區似乎表現出更加集中的民意文化，因此他們的參與式預算結果通常出自於當地的精英階層。相反地，在預算分配方面， 新手社區展現更加開放的決策權。陳教授團隊指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有經驗的社區明白其受到社區建設規則與程序的約束，或有社區英雄的出現，或是了解社區可用資源有限。因此在未來的研究方向上，陳教授團隊建議，應該專注於各種社會團體裡不同政治文化對民主實踐的影響，以及民主實踐如何塑造這些社會團體的政治文化。（臺灣社會學，2018）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團隊相信，要維持一個國家的長久發展，必須深刻了解這個地方的人民情感、文化立場、社會結構變遷及其背後的驅動力。無論是吳嘉苓教授詳細探究臺灣的助孕科技規範與治理方式；林鶴玲教授深入剖析臺灣的數位遊戲者的社會文化；還是陳東升教授帶領提倡臺灣走向審議式民主的開創性研究，所有努力的最終目標都是消除社會的不平等，維護臺灣人民的和平與正義，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10項「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以及第16項「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的理念一致。此外，吳教授在研究議題中納入對性別文化的反思，林教授關注數位遊戲女性玩家的經驗，她們的研究也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5項「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的方向。   社會學系主要研究領域 政治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經濟、組織與工作；社會不平等；全球化與移民

重視身心靈全人照顧服務，致力於社會永續發展 一般提到社會工作，大多數人想到的是利用各種社會福利措施幫助陷入危難的個人或家庭。但事實上，這些行動只是其中一部分。理想的社會工作服務必須能從恢復、預防、發展三方面協助解決社會問題。所謂「恢復」是指透過治療或復健的方式協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們，使其恢復社會功能（如：為身障者提供輔助設備或為失親孤兒安排寄養家庭）；「預防」是指分析社會問題的成因並嘗試提出解決之道，以預防社會失調問題的產生（如：加強就業輔導，預防貧窮與犯罪發生）；「發展」則是教導人們如何充分利用社會資源，發展個人潛能，以提升社會大眾的健康與生活品質（如：協調地方社團或組織舉辦座談或工作坊）。為了確保臺灣的社會服務能充分發揮上述三大功能，臺大社工系研究團隊持續透過理論探索、實證研究、跨界合作的方式，奠定專業學術研究基礎，實踐全方位社工服務的價值。 落實癌症全人照顧理念 根據衛生福利部最新統計，癌症（惡性腫瘤）持續位居國人死因首位。過去幾十年來，臺灣不斷投入癌症診斷與治療方法的創新研 發，在相關醫療專業上的進步有目共睹。然而，醫護單位致力發展癌症治療技術的同時，卻受限於現行健康保險體系對心理社會照護服務的低給付點數，以家庭為基礎之癌症心理社會照護服務。事實上，許多研究指出，患者的心理狀態影響其生理狀態；當癌症患者身體上遭受疾病侵擾時，精神承受的壓力往往加劇病症發展。而癌症帶來的各種壓力更使患者本身及其家庭面臨莫大的挑戰。 為了落實癌症全人照顧的理念，臺大社工系教授熊秉荃及其團隊長期投入癌症患者及家屬的心理社會服務，強調從身、心、靈及社 會的角度提供全方位癌症照護，這也是「醫療家族治療」（Medical Family Therapy）最重要的理念。（教育心理學報，已接受刊登）除了需認知對癌症照護的支持應該由病患擴及至家屬外，還須建立制度以及培訓專業人員。根據熊教授的觀察，現行的醫療照護方式著重於癌症身體症狀的治療，常無法顧及疾病所衍發的情緒衝擊（健康世界，2012），對於病患與其家屬而言，心靈的鼓勵與支持是整全照護的必要部分。而這方面既有賴於醫護與社工人員共同合作，還需要厚實的專業研究與訓練。比如說，當只有一句話的時間能與患者及家屬互動時，應該說什麼才能貼近對方的情境或讓對方覺得受用，甚至激勵病友與家屬參與健康照護？這些都需要專業的介入。熊教授認為，在醫療場域裡工作的治療師必須要熟悉家庭系統與疾病模式，才能顧及病患、家屬、疾病以及醫療團隊四個面向。一位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固然要能理性評估個案狀況，為個案提供最適當的介入策略以及轉介家族治療的方式；同時更須理解病患與家屬如何看待疾病，促進病患與 家屬覺察自身的多樣情緒。畢竟面對各階段的病情發展，需要病患、家屬、疾病以及醫療團隊充分的溝通，並奠定共同合作的決策模式。接納與陪伴病患與家屬經歷疾病過程是專業社工人員實踐醫療家族治療理念重要方式之一。（臺灣諮商心理專刊，2018） 在國外，無論是以全人照顧為中心的癌症心理社會服務，或是針對醫療家族治療理念的實踐發展都相當成熟，而在國內仍需各界積 極推動。為深入學習國外實作的過程，吸取其寶貴經驗，熊教授把握多次國際觀摩交流的機會，積極參與合作研究，期望建立具「全球視野」的照護模式，幫助臺灣的癌症患者及家庭。她曾實際參與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enter心理社會腫瘤及緩和照護部（Department of Psychosocial Oncology）的臨床試驗計畫，近距離了解國外團隊如何從專業角度為癌症晚期或已轉移之病患及家屬提供「面對癌症、活出意義 」（Managing Cancer And Living Meaningfully，簡稱CALM或「安靜之道」）的心理治療方式。（健康世界，2013）藉由在計畫中擔任臨床及研究觀察員的方式，熊教授得以與國外團隊密切互動，這樣的經驗也與熊教授強調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執行理念十分契合。當她帶領研究團隊特別為臺灣的乳癌患者設計適用的身心服務措施時，就與國內醫療院所、基金會及協會密切合作，充分掌握輔導個案的相關實證資訊，確保罹癌女性可根據其個人需求、疾病復原狀態等因素，選擇適合的身心介入模式，促進疾病療癒過程。（臺灣諮商心理學報，2020） 推動結合經濟與文化發展的社會服務 糖社會工作是幫助個人、團體或社區改善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並增強或恢復其社會功能的專業能力。傳統的社會工作多將目標著眼 於矯正或治療（remedial），認為問題的發生主要由個人因素引起，因此將焦點放在改變個人的行為或解決問題。相較之下，發展性 社會工作（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傾向將問題歸因於社會結構，主張相對弱勢的族群是因為欠缺平等的機會才無法充分參與 社會，因此更重視預防與發展兩大面向。由於重視社會結構對人民生活帶來的影響，發展性社會工作者認為服務方案應納入對個案經濟層面的關照，並強調以社區作為推動基礎。畢竟社區可集合人脈、關係與資源，這些都是維繫社會發展很重要的支柱。然而，一旦納入經濟發展與社區參與的條件，將使得社會工作的執行過程變得更加複雜，需要有系統的實務指引以及相關的實證研究作為參考。 有鑑於此，臺大社工系助理教授陳怡伃與其團隊特別走訪兩個位於臺北市萬華區的社會服務方案，透過深度訪談、次級資料分析以 及參與觀察等方式，分析發展性社會工作的實踐經驗。（臺灣社會福利學刊，2019）由於萬華區在經濟發展與人口組成屬於弱勢集中的區域，許多個人與家庭面臨照顧需求或低收入的困境。即便政府陸續推出全國通用的社會福利政策，卻未必能夠完全符合當地民眾的需求。因此，不少民間團體積極投入適合萬華所需的社會福利服務。該研究分析的兩個方案即屬此例。其中一個是由社團法人臺灣社區實踐協會為了組織兒童少年所經營的二手商品小舖，另一個則是由社團法人臺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為了培訓經濟弱勢成人所進行的店家人物旅遊導覽。兩個組織都關懷身處於不利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們，採用的原則也是希望在社區裡創造機會，讓社區成員好好生活，而非救急救窮。透過對同一 個區域不同年齡層的族群為對象進行深入觀察與交叉比較，有助於研究團隊了解發展性社會工作模式的運作，並據此建議依兒少、成人的生命發展階段採用不同策略，讓參與者有機會運用其優勢與社區資源增強個人權能。 除了探討發展性社會工作模式在相對弱勢社區的運用外，陳教授與其指導學生黃炤愷也關心原住民的日常照顧議題，尤其是長照服務如何落實於原住民部落。雖然臺灣在2015年即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明定長期照顧服務應留意文化、族群或地區之差異，但在實務上，原鄉的照顧服務仍面臨諸多挑戰。不過值得欣慰的是，近來已有部落及組織著手將在地文化融合於服務系統，考量原住民族的傳統與日常生活習慣，因而形成所謂的「文化照顧」。這一類照顧模式講求以人為中心，希望透過個人、家庭、組織對長者提供正式與非正式的照顧服務，落實在地安老的理念。而有別於大多數研究探討由護理或專業照顧系統提供的正式照顧，該研究將焦點放在原住民長者於生活場域中接受到的非正式照顧，特別是在傳統文化與基督信仰交織的影響下如何呈現部落照顧的樣貌。 透過對臺中市和平區大安溪流沿線的三個泰雅族部落進行四個月的田野研究，發現對原住民族靈性面向影響深遠的基督教與泰雅族傳統信仰，兩者之間有融合共存的關係，也有互不干預的情況。不過對原住民族的長者來說，都是部落照顧重要的靈性基礎與日常實踐的依據。舉例而言，各教會對泰雅傳統信仰的接納程度雖然不同，但都能根據基督教義或泰雅傳統信仰的理念，以關懷訪視教友、辦理文化健康站或參與在地團體等方式，照顧族人身心靈的需求。在個人實踐上，雖然大多數照顧者願意遵循所屬部落教會的立場，不過可能因為個人在教會的角色以及生命經驗的不同而各有想法，也會考量長者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調整照顧方式。由此可知，雖然各部落提供的服務形式與內容不盡相同，值得肯定的是，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確實能為族人提供心理與靈性上的照顧。因此研究團隊也呼籲，政府在配置長照資源時應考量部落發展的多樣性，支持同部落多團隊或跨部落在地組織的個別化經營。（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019） 臺大社工系教授團隊相信，一個發展健全的社會必須以人為本，重視社會上每位成員、家庭以及族群的福利與照顧。熊秉荃教授團隊致力於實踐癌症心理社會照護之教學、服務及研究，積極推動、落實癌症全人照顧的理念，其貢獻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3：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方向一致。而陳怡伃教授團隊致力於推動結合經濟與文化的社會服務，尊重不同族群的個別需求以及發展願景，有助於臺灣達到「SDG 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的目標。   社會工作學系主要研究領域： 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服務；家庭暴力防治；婚姻與家族治療；精神醫療社會工作；社區心理衛生；老人福利服務；高齡化與長期照顧；社會福利與政策；年金制度；社會服務民營化；健康照護政策；社區工作；原住民社會工作；多元性與性別；身心障礙；物質成癮；社工人力發展；性別化照顧和性別正義；非營利組織發展；社會創新

秉持創新國家發展精神，追求社會轉型的價值與貢獻 「國家發展」，顧名思義，將涉及一國未來發展策略計畫的各項事務。舉凡促進經濟與產業發展、建立法治制度、提升政府治理績效、規劃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掌握人力資源變動等，都與國家發展相關。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國家發展尤其強調科技整合，透過不同學科相互交流、整合，有利於跨越各議題或各領域之間的藩籬，帶動國家朝向均衡、創新的目標前進。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團隊深知科技整合的重要性，鼓勵不同學科之間相互合作，也強調理論與實務必須兼顧，尤其針對當代臺灣暨中國大陸面臨之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議題，主張重視政策取向的研究內容。此外，在議題剖析的部分，研究團隊往往從「轉型」的觀點切入，以凸顯時局變化以及因應方式，期許研究成果能為國家發展的未來性與永續性帶來實用的參考價值。 臺灣能源政策的轉型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是全球一致努力的方向， 不僅政府部門、私人企業紛紛表示支持， 學術界也相當重視。根據英國Digital Science公司針對近五年全球論文的分析，在SDGs的17項目標中，第7項目標─可負擔的乾淨能源（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相關論文數最多，可見該目標也是許多科學研究者非常重視的一項。 雖然學界非常重視乾淨能源科技的開發，但要落實創新技術的應用必須仰賴政府的支持及政策的推行。擔任臺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周桂田教授長期關心臺灣能源轉型議題，深刻體認到政府扮演的關鍵性角色。為了比較不同國家的發展情形，周桂田教授帶領團隊從政府規範與法令的角度檢視臺灣與日本的能源政策，特別是這些政策是否符合SDGs中的第7項目標。透過文本分析， 研究團隊首先確認能源管理原則與能源正義息息相關。尤其對於施政者來說，能源的轉型不僅只是應用新的能源科技，更重要的是顧及社會不同族群使用能源的權利，因此在能源轉型的過渡期，必須將環境保護、公平競爭、穩定供應、能源民主等概念納入國家能源發展政策。以臺灣為例，有關能源供給的規定最為完善，針對電力備用容量訂有相關管理條例；但在公平競爭與環境保護方面則顯得薄弱，不僅缺乏電力企業方面的改革，也未實行碳交易或徵收稅金；至於能源民主部分，因社會參與能源政策甚至擁有自給能源的現象尚未普及，發展較不成熟。從實務面來看，與電力行業相關的法律或可作為國家能源轉型的工具；比如說，政府可直接透過法律規範鼓勵電力供應的公平競爭， 以增強穩定的電力來源，促使國家朝向SDG 7的目標邁進。（Energies, 2020） 能源是全球各界關心的重要議題，對臺灣來說，更是影響國家經濟命脈的關鍵。不論從基礎研究到創新技術，臺灣在電子產業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也以此締造國人引以為傲的經濟奇蹟。然而談到電子業，一般人往往忽略它其實是最消耗能源的產業之一。根據周桂田教授團隊分析，石化和電子產業是臺灣碳排放量和電力消耗的主要來源，分別占27.1％與31.6％的比例。而臺灣目前採用高碳排放量的發電方式，減碳策略又多屬被動，除非能立即進行能源轉型，否則將阻礙電子產業的發展。 在非核家園的目標下，政府雖然已知減少燃煤和火力發電，同時增加再生能源的比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大的挑戰在於執行速度太慢。因此周桂田教授團隊認為，除了能源需要轉型，臺灣的產業結構也需要轉型，並且推動節省能源政策。特別是產業轉型的部分，政府必須認清臺灣的電子與石化產業都屬於碳排放量高、耗電量大的產業，如果整體目標是減碳，則可能出現兩種產業彼此競爭可排放量的現象，甚至限制雙方未來發展空間。因此，有必要鼓勵產業積極轉型，才能從根本解決高排放量、高耗電量以及能源消耗的問題。(Sustainability, 2019a） 除了關注臺灣當前面臨的能源問題外，周桂田教授團隊也持續追蹤與能源議題相關的「無尾港水鳥保護區」治理問題。無尾港位於宜蘭蘇澳，1981年曾被臺電申請為蘇澳火力發電廠預定地。為了維護當地獨特的野生動物與環境，宜蘭縣政府主動提報申請保護。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於1993 年正式成為全臺第一個水鳥保護區，是臺灣主要的雁鴨渡冬驛站之一。雖然在這場能源與環境的拉鋸中，大自然似乎成為勝利的一方，但是成立保護區後，後續的治理才是真正的考驗。 周桂田教授團隊以無尾港水鳥保護區為例，評估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PPGIS）對保護區治理品質的影響。所謂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是讓一般民眾也能利用地理資訊系統或其他空間資訊方法與技術參與公共事務，如：社區的環境規劃、產業發展、自然資源治理等議題；而研究團隊著重的治理品質則涵蓋包容性、尊重、能力、願景、責任以及公平性等概念。調查結果顯示，整體而言PPGIS有助於增進對野生動物保護區的保護，並降低治理的成本。具體的效益包括：協助調查當地的環境資料與數據；加強監測過程與設計，提高專業知識；促進利益關係人對濕地及談判內容的了解；提高民眾參與庇護管理的能力和程度；調整保護區計畫的願景與範圍；重新安排人力分工；協助當地社區成為保護區的合作夥伴。（Sustainability, 2019b） 中國政治體制的轉型 1970年代末中國推行經濟體制轉型，由原本 的計劃經濟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上 對外開放政策吸引眾多海外企業與國際資本 湧入，使得中國出現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 經濟的蓬勃發展也為中國官僚結構帶來一定 的衝擊與變化，特別是對於與勞動力市場相 關的政策體系來說，如何應對國家經濟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的趨勢，無疑是一項新的挑戰。而為了因應改革開放的需要，中國政府除了建立新的官僚機構外，同時也要求既有的行政單位進行調整。經歷這些變化，每個官僚機構的決策權或多或少都獲得重整，甚至因為引入新的機制而變得複雜。 為深入了解中國現有的官僚機構如何因應局勢變化，臺大國發所副教授周嘉辰與其團隊特別以2008年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為例，分析相關單位如何在轉型過程中設法適應新的法規，並重建其治理地位的情況。研究團隊認為，選擇勞動合同法為研究對象主要有兩方面意義：首先，該法與勞工雇傭密切相關，而與勞工有關的官僚機構行為往往能在社會上引起廣泛注意；其次，勞動合同法是若干能取得社會評論意見的法案之一，雖然部分內容只是摘要，不過仍有助於了解社會對相關議題的反應。 根據周嘉辰教授團隊的觀察，中國與勞動相關的官僚機構大致上面臨兩項挑戰：第一，市場化的壓力迫使其轉移原有功能，甚至削減機構保障社會與勞工的能力；第二，公眾參與機制的引入也影響這些機構的自身利益，尤其當立法過程趨於透明，必定會施政者帶來相當程度的壓力。不過即便如此，研究團隊也發現這些官僚機構仍會嘗試透過一些方式重拾失去的權力 — 例如：強調其在立法過程中會盡力保護勞工權益；在法案評論期過後繼續動員勞工支持並加入新的規則。由此可知，開門立法雖然改變傳統，卻未必為官僚機構帶來負面影響，關心中國政治的研究者應該持續觀察行政機構在政策制定與施行過程中的反應與對策。（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17） 一般人也許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威權政體，與參與制度的距離似乎很遠。但從上述的研究來看，中國的立法過程已逐漸加入公眾參與。事實上，威權體制國家為了維繫政權的穩定，其內部仍可能建立具有民主形式的制度，如：政黨、半競爭性的選舉等。在過去的研究中，許多學者往往聚焦於威權制度對於菁英人士的影響，而周嘉辰教授團隊則從一般民眾的角度出發，透過對其參與經驗的分析，探究形式上民主制度的設立是否會影響個人對於威權體制的態度。研究結果發現，中國的民眾主要透過農村村民委員會或城市居民委員會參與選舉，當民眾有這些投票經驗時，對現有的政治體制有更支持、更正面的看法；而且這樣的效應會直接反應在對中央政府的態度上 — 亦即對中央政府的治理績效較滿意。換言之，中國的基層投票制度直接受益者為中央政府，這種名義上的民主制度反而有助於鞏固威權體制。（政治學報，2018） 中國人口地貌的轉變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不僅影響政治體制，也為其城鄉地貌帶來改變，特別是人口分布的情形。對於城市來說，經濟發展可能帶來大量就業人口，引發物價與房價上漲的問題；對於鄉村來說，則可能必須面臨青壯族群的流失與人口老化的危機。從施政者的角度來看，能準確掌握實際的城鄉人口分布情形非常重要，不僅影響全國資源的配置，也關係著城鄉發展政策。雖然政府可利用戶政或就業資料掌握一國人口分布情形，但未必能即時監測相關的經濟活動。相較之下，利用夜間燈光分布的資訊則可為城市化與社會經濟變遷帶來不同的研究視角。 過去已有研究者利用傳統的迴歸模型分析夜間燈光和人口密度之間的非空間關係；而周嘉辰教授團隊則利用地理加權迴歸（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簡稱GWR）的方法探究中國城鄉人口密度與夜間燈光的空間變化情形。然而，採用夜間照明數據估算人口密度時，必須注意農村因為電力基礎設施本來就有限，在統計上容易出現無法解釋的負值。為避免這樣的情形，周嘉辰教授團隊透過修正後的GWR指標作為測量工具（adaptive non-negative GWR，簡稱ANNGWR），這項指標的好處是能夠解決前述出現負值的問題，也可以改善原來可能嚴重高估西部邊界城市人口密度的情況。研究結果發現，與線性迴歸以及原始GWR相比，ANNGWR的結果更為優化，在應用夜間燈光估算區域人口密度的空間格局時，可作為有效的指標。除了估算方法上的貢獻外，研究團隊也發現在比較2004、2007、2010以及2013年的資料後，可觀察到部分地區如：新疆、蒙古、西藏、青海、甘肅和四川人口有一定的流失情況；反觀北京以及河北地區的人口則有明顯增長；其他人口密度高的地方還包括上海、天津、深圳和廣州。這樣的發現雖然不令人意外，但也證明ANNGWR模型確實能用來估算地區人口分布的情況。（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2019） 亞洲國族認同的轉型 國族認同是人民對於國家或民族的歸屬感或認同感，通常是以獨特的傳統、文化、語言和政治為依歸。國族認同也可以是多個群體分享同一國族的主觀感覺，即使這些群體在法律上分屬不同國家，仍有可能對同一個文化背景產生認同。在亞洲，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東亞各國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許多人認為中國、日本、韓國同屬東亞文化圈，深受中華文化影響，故又稱為「漢字文化圈」或「儒學文化圈」。十九世紀隨著西風東漸，民亞洲國族認同的轉型 族主義的概念擴及亞洲，日本與韓國逐漸興起「去中國化」或「去漢化」的聲浪，政府頒布的一連串法令也被視為是加速其脫離中華文化影響的推手。對於這樣的趨勢與影響，學界有不同的看法與解讀。臺大國發所副教授姜智恩也針對韓國朝鮮儒者以中華文化作為自我認同（簡稱「中華認同」）的特色進行深入剖析。 根據姜智恩教授分析，朝鮮時代的儒者對於「天下」和「國家」、「中華」和「民族」的認同原本是共存共生的，但到了二十世紀前後，則轉為無法並存的對立觀念。但事實上，回顧歷史，朝鮮的儒者們早已發出特殊的「中華認同」，無須亟欲擺脫源自中華文化的影子；即使在「天下—國家」的框架下，朝鮮儒者也一直維持自我區域的體制獨立，「天下」與「國家」的概念反而得以均衡發展，相互為用。面對近代韓國新知識份子對於傳統朝鮮儒家的批判，姜智恩教授認為，應該整合不同角度的意見，才能完整理解「中華認同」的內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7） 臺大國發所教授團隊關心全球多項議題的發展，以及人們要如何因應這些變化。從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到文化，面對不斷變動的世界，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了解轉型的重要性，並確認應達到的目標與可行的時機。雖然未來遙不可測，或許無人能知究竟需要多少轉變，但根據過去的經驗以及當代技術的應用，臺大國發所團隊仍秉持創新國家發展的精神，將研究觸角深入社會各層面，追求轉型帶來的價值與貢獻。這樣的理念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17項「強調永續發展以建立全球夥伴關係」一致；而上述研究深入剖析臺灣能源議題以及中國立法制度，也分別符合第7項「可負擔的乾淨能源」以及第16項「建立和平、正義與健全制度」的目標。   國發所主要研究領域 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全球化與公共政策治理；歐洲整合研究；勞動與社會福利發展；東亞文化與思想

關心新聞報導的社會價值，探索網路媒體的傳播力量 從字面上來看，新聞是指最新發生的事件或是先前未 知的訊息。在網路還未發達的時代，人們只能依賴報 章或電視媒體掌握世界上發生的大小事。自從網路媒 體盛行以及公民記者的加入，新聞工作者們固然面臨 爭取「獨家」的困難，另一方面卻更凸顯其專業的價 值與重要性。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新聞從業人員，不 僅要即時掌握最新消息，更重要的是能深入剖析事件 背後，隱藏的意義與真相，為社會大眾帶來全新的領 悟與宏觀的視野。 臺大新聞研究所自成立以來，一直期許能培養具有新聞 傳播專業實踐能力的人才，教學上不僅重視傳播理論和 研究方法的核心課程，更強調將實務訓練融入學生的學 習歷程。為了達到此目標，全體教授團隊更身體力行， 從傳播理論與專業倫理的角度，檢視國內外媒體的新聞 報導，關注新興媒體的應用與影響，期望從全方位的觀 點，理解傳播研究領域與傳播事業的發展。 從新聞看世界，從報導看媒體 「半島電視臺」如何看待恐怖主義？ 對於絕大多數臺灣人來說，「恐怖主義」似乎是很遙遠的事。直到2015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聯手多國打擊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簡稱IS），臺灣名列盟友之一；隨後伊斯蘭國點名反恐國家，中華民國國旗也出現在其宣傳影片，此時臺灣民眾可能第一次覺得恐怖主義與自己有關。身為國際村的一員，臺灣有必要深入了解有關「恐怖主義」的起源及影響。這時，媒體既是人們觀望世界的窗，也是即時掌握全球脈動的重要管道。了解媒體如何看待以及報導恐怖主義，不僅有助於對新聞事件的理解，也能因新聞傳播的專業視角帶來啟發。 臺大新聞所教授林照真以「半島電視臺」為對象，透過深度訪談與田野研究，取得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研究發現，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社會對恐怖份子有截然不同的認定標準，雖然「半島」與路透社、BBC等國際媒體一樣，注意避免使用「恐怖份子」一詞，而是改用可以具體描述的字眼，如：「炸彈客」（bomber）、「攻擊者」（ attacker） 、「持槍者」（ gunman ） 、「綁架者」（kidnapper）、「暴動者」（insurgent）、「好戰份子」（militant）等。被西方視為恐怖主義組織的哈瑪斯（Hamas）；「半島」的報導則賦予正面或中性的形象。此外，研究從新聞看世界，從報導看媒體「半島電視臺」如何看待恐怖主義？也發現，許多阿拉伯世界的記者不但報導恐怖主義，本身也經常面對恐怖主義的威脅。正因為與西方媒體的處境不同，對於該議題的尺度拿捏，自然與西方記者不一樣。 儘管如此，「半島」在忠於報導的同時，也意識到媒體與恐怖主義間容易陷入一種弔詭現象 — 亦即：恐怖主義可能透過媒體壯大聲勢，經報導後的行為又繼續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新聞學研究，2017） 假新聞如何影響臺灣選舉？ 自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發生假新聞事件後，假新聞議題即刻引發全球學界高度關注。雖然同年初臺灣舉辦總統大選時，社會上並未出現假新聞議題。到了2018 年九合一選舉，執政當局開始注意假新聞可能影響選舉，除了呼籲大眾謹慎提防外，司法檢警單位也嚴陣以待，甚至展開實際偵辦。 有鑑於臺灣這次九合一選舉的假新聞案例層出不窮，林照真教授特別針對2018選舉的假新聞類型與現象加以分析，尤其是相關網站與社群媒體的新聞動向。結果發現， 2016年美國大選新聞歸納出的「假命題」、「真圖假文」、「仿新聞媒體網站」都在2018臺灣的選舉中出現。不論是社群平臺、仿新聞網站、中國大陸媒體，甚至是臺灣的主流媒體，不但本身是假新聞的來源，更因不同媒體之間的聚合效應, 擴大假新聞的傳播範圍。針對這樣的現象，林照真教授特別呼籲，假新聞可能對臺灣的民主社會造成傷害，假新聞現象已提示很多研究課題，有待學界努力。（新聞學研究，2020） 媒體如何報導中國擴大抓捕維權律師事件？ 2015 年7 月9 日起，中國當局突然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超過三百位維權律師、民間人士及其親屬，外界稱為「709大抓捕」、「709事件」或「709案」。這些維權律師以維護人民的自由權與公民權為職志，除了協助一般民眾因民事糾紛引起的行政或司法訴訟，也支援政治異議者在司法訴訟時能行使基本辯護權利。雖然訴訟過程已經盡可能降低政治因素，但不可避免地中國的維權律師仍被視為一種危險行業。 維權律師的形象原來是維護民眾權益、受人尊敬的正義律師。709案發生後，中共官方與親中媒體卻將其負面化為違法亂紀、危害國安的罪犯；自由社會媒體則多指此為政治打壓事件，聲援這些令人敬佩的人權捍衛者。在這樣的論戰中，兩派媒體運用不同元素，以自己偏好的方式描述事件中的角色和活動，藉此影響大眾的態度與想法。為了比較立場兩極的媒體如何報導此案，並從學理的角度解釋其帶來的啟發，臺大新聞所教授張錦華特別針對中、港、臺以及英、美等地11家媒體的報導內容深入剖析。 研究發現，709案的相關報導可大致分為「偏（中共）官方」、「偏律師」和「迴避型」三種類型。在拘捕行動爆發之初，「偏律師」媒體先批判其司法的正當性；隨著抓捕與審訊時間拖長，開始不斷質疑中共秘密監禁以及背後可能涉及的酷刑問題。「偏官方」媒體一開始就晚三天才報導此案，多以未審先判的方式汙名化被關押的律師；至於「迴避型」媒體對此案的報導總量和篇幅都很少，在人權及司法程序正義的議題上也多沈默以對，無法發揮媒體監督的功能與責任。從此結果來看，張教授認為，媒體在政治論述上只要求多元發聲或多元論述是不夠的，而是應該針對議題存在的現象與事實本身進行深入討論。比如說，709案的事件顯然涉及到司法公正性和人權保障，報導時應該進一步探討相關論述在這些議題的意涵，才不會流於各說各話。雖然媒體在經營上或許有其考量跟立場，但從專業倫理來看，媒體應該平等看待不同意見的族群，提供異議者表達的空間，而不是將其完全排除、封鎖在外，方能促進社會民主的發展。（傳播、文化與政治，2020） 網路媒體的發展、挑戰與影響 360°全景攝影如何應用於新聞報導？ 無論是報章雜誌或電視媒體，人們往往須依賴記者的敘事方式與攝影技巧，才能了解新聞現場發生的事件經過。隨著科技不斷革新，新聞記者手上，已有更多傳播工具可以報導事實，360°全景攝影就是其一例。若想要開展新聞故事的空間背景，就必須藉用360全景攝影科技。也因此，全球新聞界開始思考，如何將實境拍攝的360°全景攝影應用到新聞報導，包括著名的《紐約時報》、《衛報》、CNN、BBC 等媒體紛紛推出360°新聞作品；360全景攝影由於器材愈來愈便宜，體積小可放入口袋，也有媒體要求記者身上都要有一支360攝影機。在臺灣，有關的360°新聞創作非常有限，只有《蘋果日報》曾經推出相關的新聞作品。 事實上，新聞報導採用360°全景攝影，除了帶給閱聽大眾新的視覺感受外，更重要的是能夠讓人了解傳統科技無法提供的新聞事實。尤其像是一般人難以接觸的地點與場景，如：無通路、距離遠、危險或有戰爭的地方、極端氣候區、海洋深度、外太空等；或是大型抗議、群眾活動、祭典等場合，都很適合用360°全景攝影來呈現。目前全球許多平臺已可看到360°新聞作品，但是臺灣的360°全景攝影如何應用於新聞報導？媒體對於這方面技術的應用卻顯得消極。為了解在地的觀點，林照真教授深入分析《蘋果日報》在360°作品的敘事手法，並訪問曾有拍攝經驗的工作者與修課學生。結果發現，360°全景攝影確實可以補充傳統新聞缺乏的觀眾沉浸效果。不過可能因為記者已經習慣傳統的報導方式，在360°全景攝影時，仍多利用字幕與旁白描述整個事件，忽略可將主導權交給觀眾，讓觀眾自己去感受的特性。此外，360°全景攝影沒有取角問題，觀眾可以看到360 度內不同的新聞現場場景，可以呈現新聞事件的全貌。 雖然如此，林教授也指出，利用360°全景攝影製作新聞作品也有新的問題出現。比如說，一般記者在採訪新聞時會有清楚的身分標誌，在現場也會盡量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強調自己是客觀的第三者；但是在360°全景攝影中記者無法出鏡，為了不想在畫面凸顯自己，必須設法隱藏自己的身分，跟傳統的採訪方式有很大的差別。由此可知，當傳播科技不斷推陳出新，不僅影響新聞內容的產製；從業人員的專業技能與角色也必須有所改變，才能跟得上時代的腳步。（中華傳播學刊，2019） 網路媒體如何形塑公眾群體的產生？ 隨著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人們已經習慣用手機或其他行動裝置傳布、接收各種訊息。於是，許多在「實體」場域發生的事情逐漸轉向「虛擬」，「線下」活動也改由「線上」取代。這樣的趨勢也為有關公眾或公共的學術理論帶來挑戰。當德國的哲學家Jürgen Habermas在1960年代發表著名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相關論述時，可能沒有料想到半個世紀後，這項理論會隨著網路的興起重新被檢視。 所謂「公共領域」，是由個人聚在一起彼此討論社會問題與需求，藉此影響政治的行動。雖然出於個人行為，但因為這群人往往透過公開方式進行正反意見的辯論，因此可被視為「公眾」。過去大家主要利用大眾媒體或是會議、刊物的方式溝通、交流；現在則因為網路與社群媒體盛行，越來越多人習慣透過線上的方式公開討論社會議題。雖然公共領域理論至今已被各種學科廣泛應用，但以目前的傳播環境與結構來看，有必要解釋該理論在網路環境的應用。尤其近幾年在歐美出現許多右翼運動，相關人士利用社群媒體表達自己的信念與訊息，甚至是招募或攻擊異議者，這樣的發展也為公共領域理論帶來挑戰。 有鑑於此， 臺大新聞所助理教授劉好迪（Adrian Rauchfleisch）研究團隊從傳播學的角度探討公共領域理論中參與者的溝通模式，並以右翼運動為例，深入分析網路如何影響反政府組織的形成及激進化發展。在過去公共理論的相關論述中，除了「公眾」（publics）之外，還有「對抗性公眾」（counterpublics）的存在。這些對抗性公眾屬於非主流群體，往往利用社交媒體自由發聲與連結。根據劉好迪教授團隊剖析，這些對抗性公眾在右翼運動興起的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甚至最後很可能也變成公眾或反過來影響右翼的反對派。他們的功能、目標會隨著溝通種類而有不同 — 在內部導向溝通方面，主要功能為「身分形成」（identity formation），訊息傳播多以訓練以及跨國連結為目標，問題是容易變得過於激進；在外部導向溝通方面，主要功能為「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目標在於擴展公共領域、找尋或招募盟友，問題則是容易走向極端。 此外，在該研究中，劉好迪教授團隊也以極右翼的Stormfront論壇和Generation Identity（德文：Identitäre Bewegung）為例，提出極端主義惡性循環的概念。首先，對抗性公眾會拋出一些議題希望獲得主流公共領域或政府當局回應；由於發布的訊息必須夠強才能喚起注意，因此常以另類媒體的方式進行。當媒體注意到這些訊息後，可能會加以放大，而且若議題越偏極端，媒體越可能放大這些訊息內容。這個時候如果政府當局有所回應，則過程停止；然而，如果對抗性公眾無法獲得回應，則可能會採用更激進的方式強化集體認同，甚至導致極端言論或手段產生。這麼做也許能引發更多媒體關注，並增強反政府勢力，但是卻讓這些訴求更無法融入主流或是獲得政府當局的回應。如此下去，形成極端主義的惡性循環。（Javnost - The Public，2019） 除了理論探索， 劉好迪教授團隊也實際觀察YouTube 德語平臺上的極右派社群如何形成，特別是三個新社群： Pegida 、Identitarian movement、AfD的用戶行為。儘管這些社群各自有不同的焦點與訴求 — 比如說，Pegida強調保護德國及歐洲社會的猶太教與基督教文化；Identitarian movement主張歐洲人和具歐洲血統的人民有權享有僅屬於他們的文化和領土；AfD關注歐洲一體化的議題，反對歐盟實行單一貨幣政策。但深入分析社群上相關討論內容後發現，三者共同的話題都圍繞在難民危機及其引發的相關問題；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社群彼此的關係也變得越來越密集與集中。此外，研究團隊也發現，相較於已經存在幾十年的極右派政黨（如：德國國家民主黨NPD），這些新崛起的政黨（如：德國另類選擇AfD）不僅專注於外部導向的溝通方式，也非常重視內部導向的溝通—換言之，這些政黨十分強調身分認同，以凸顯其與左派政黨之間的區隔。（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2020）雖然這項研究是以德國的社群為例，但由於極右派的訴求往往與該國對外關係相關，這些勢力的興衰也牽動著區域及全球局勢的發展。 媒體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大家早已習慣透過媒體認識世界。臺大新聞所教授團隊致力於建立一個自由多元、健全開放的媒體環境與公眾傳播模式，讓人人都有知道真相的機會，也能善加掌握為自己發聲的權利，以帶動整體社會的均衡發展。這樣的精神及使命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11項「促進城市與居住環境的安全性、包容性以及永續性」一致，也與第16項「建立和平、正義、強健的社會，為所有人提供訴諸司法的機會，並在各級建立有效、負責、包容的機構」的目標相近。綜言之，傳播媒體為社會帶來的影響是全面而深遠的，唯有確保相關工作者獲得良好的專業培訓，才能透過媒體之手推動公民社會的進步。   新聞所主要研究領域 多元文化與傳播；網路政治傳播；健康傳播；新聞傳播史；假新聞研究；社群媒體分析

掌握產官學多元組織治理特性，追求卓越永續發展政策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ESCAP）的定義，「治理」涵蓋決策的制定與執行的過程。因此對治理的分析，應涵蓋決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所涉及的正式與非正式參與者。若欲達到「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目標，執行決策過程中涉及的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結構更具有決定性影響。亞太經社會並進一步強調，要有良好的治理成效，必須將滅絕貪污腐敗、尊重少數與弱勢群體的概念納入決策制定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完善的治理應該能適時調整社會當前與未來的需求。 為實現善治的理想，國立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團隊長期關注全球及國家公共治理與政治的相關研究與活動，並獲得卓越的成績。自2015年成立以來，公事所便展現出為培育優秀公共治理人才的決心，吸引來自全球的專業團隊持續投入世界級的研究與高品質的專業教育。在全體師生緊密合作下，除了從理論的觀點探討、評估政策可行性外，並密切注意包含大學、企業與政府組織的改革行動，從務實的角度發揮對社會的影響。 大學科研成果商業化的組織治理 二十一世紀的大學不僅是探索知識的領航者，也是創新技術的推動者。除了教育、研究與創新外，越來越多聲浪認為大學也應該積極參與國家的經濟發展並做出具體貢獻。最直接的作法便是將大學的研發成果商品化，投入產業市場。然而在臺灣，礙於法令限制，大學科研人員在將其研發成果轉為商業用途的過程中往往面臨許多困難。雖然自1999年政府即頒布《科學技術基本法》，經歷多次研議，終於在2010年完成相關規定的修訂，允許大學校院與大學教授可不受國有財產法的限制，就其受政府輔助而產出的科研成果申請專利並授權使用。自此以後，臺灣許多大學與研究機構紛紛積極投入商業創新與創業活動的發展，並設置技術轉移中心（簡稱技轉中心），專責相關業務的處理。 對於一直以學術研究為主要任務的大學來說，科研成果商業化仍是相對新穎的概念。雖然許多學校的技轉中心已提供包含從市場需求分析到協助融資等各項服務，但是學校內部對於如何有效管理商業化的工作，卻還在摸索的階段。有鑑於此，臺大公事所副教授黃心怡與其團隊深入探究臺灣的技轉中心在商業化過程中可發揮的作用。透過深度訪談，研究團隊得以了解三個主要參與者—大學行政中心、技轉中心、科研發明者扮演的角色與面臨的挑戰。針對十所大學30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進行分析，發現技轉中心的工作人員往往需要滿足來自大學行政中心以及各學院科研發明者不同的期待。其中，大學行政中心將技轉中心視為監督、維護大學商業化合法性，以實現其長期盈利目標的行政監護人；而科研發明者則更關心技轉中心是否能幫助他們的科研成果取得專利及商業化利益。在雙重期待的壓力下，使得學校的技轉中心在執行任何一個角色的任務時都面臨一定程度的效率限制。關於這一點，黃教授團隊認為，現有的大學行政管理結構不可避免地會對技轉中心的專業判斷造成重大影響，建議學校將一定程度的權力下放，將有助於技轉中心恢復真正的中介角色。或許，建立一個同時滿足組織和技術需求的混合模式可以克服這個問題。（科技管理學刊，2020） 大學技轉中心的組織治理方式固然影響科研成果的商業化發展，從整體環境來看，企業界對於科研成果的投資興趣與意向則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尤其對於像生物科技這類需要大量仰賴科學研究的產業而言，無論是學術或商業機構，都非常仰賴公共資金的投入。這些補助對於研究執行非常重要，但因為政策本身存在變動性，導致企業在投入開發前也會考量對這類資金的依賴程度，影響其後續商業化的態度。為深入了解企業在投入科技研發時會如何因應來自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黃教授與荷蘭的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者展開跨國合作，以發生在美國細胞治療領域的事件為例，分析1986年至2011年期間在全球啟動的570個細胞治療研究計畫。結果發現，美國對於細胞療法政策的轉變導致公共資金的投入狀況不穩，是造成相關研究計畫減少以及美國企業終止計畫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當美國的公共資金恢復對細胞療法的投入意向時，最初因這些不確定性造成的影響也隨之改變，證明外部環境的確會影響企業決定是否啟動或終止科技研發計畫。（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9） 小型企業是否主導區域創新？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下，創新能力無疑是企業與國家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越來越多企業已經意識到，將外部知識與現有技術相互整合能加速產品的研發與創新。即便這些資源可能來自同一個創新系統，但小型企業的活動仍被視為是區域發展與成長的關鍵。然而，小型企業究竟如何影響區域創新績效，目前仍缺乏實證研究。因此，黃心怡教授針對一個含有不同規模公司的區域進行分析，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評估具創新能力的小型企業對於區域創新績效的重要性。該調查受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簡稱RIETI）以及考夫曼基金會（Kauffman Foundation）的支持，顯示各界對此議題的關注。 研究結果發現，一個區域中小企業的比例與該區域的創新活動沒有直接關係，而是大型與中小型企業在同一區域相互融合更能促進商業創新的蓬勃發展。黃教授認為，這樣的結果顯示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考量地區的社會結構；若只存在強勢的大型企業可能為區域發展帶來風險，因此決策者應該看重不同規模組織的能力，持續鼓勵具創新能力的小型企業湧入，並促進其與大型企業之間的相互聯繫。（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20） 開放政府資料政策的障礙 開放政府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簡稱OGD）的發展主要受到「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與「開放資料」（open data）兩大理念影響。前者追求透明化的政治機制，認為政策制定的過程應該讓民眾充分參與、表達意見，且由政府負起施政的責任；後者則強調資訊的透明、公開與可得性。開放政府資料的規範最早可源自美國於1966年頒佈的《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簡稱FOIA），之後類似法案也陸續在世界各地成立。而隨著資訊通訊技術逐漸成熟，政府資料的開放也需要創新作法。2009年美國歐巴馬總統提出「開放政府倡議」（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並啟動 Data.gov 的官方網站，使得開放政府資料行動逐漸蔚為風潮，成為世界各國未來政府治理的共同願景。 臺灣雖在2005年即頒布《政府資訊公開法》，確立民眾獲取政府資訊的權利，但一直到2013年推出「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才為開放政府資料政策訂定明確的規則。為了解我國在開放政府資料政策實施過程中面臨的障礙，黃心怡教授團隊針對中央與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展開全國性調查，深入探究調整政策透明度的可行策略、發布公共資料所創造的價值，以及官僚制度帶來的影響。結果發現，實施開放政府資料政策涉及的議題十分複雜，應該將公共行政理論納入官僚阻力與問責機制的研究。此外，政府在推動開放政府資料政策時，應考量不同位階公務人員需肩負的壓力與風險承受能力。一般而言，公務人員關心的不外乎自身利益或公共利益，或兩者兼有；但不管出於哪一種考量，風險可能並存，造成其在利己與利人之間陷入兩難。針對這點，研究團隊建議決策者在重新設計和制定未來政策時應將此納入—評估，以降低公務人員面臨的困境。（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20） 參與式預算與地方財政自主 預算與地方財政自主是政府永續治理的一項重要議題。隨著每個時代公共行政扮演不同的角色，預算的分配也被賦予不同任務；比如說，自1950年代興起的理性預算改革，便強調應將重心放在如何有效地分配有限資源。畢竟預算大師Aaron Wildavsky 曾說：「預算即是將一連串的目標貼上價格標籤。良好的預算配置，也代表良好的政策規劃。」由此可知，預算分配的理性與否、是否獲得良好配置等議題，關係著政府能否維持財政的永續性。 近十年來，許多國家的地方政府紛紛嘗試讓民眾參與預算分配的過程，並將此視為理性預算改革的一部分。然而對於以這種方式分配預算，學界仍抱持謹慎的態度；有些學者認為參與式預算比一般行政預算更有利於有組織性的特定團體，有些學者則質疑民眾是否有足夠的知識理解與預算相關的政策內容與成本。為了進一步釐清這些問題，臺大公事所教授郭乃菱與其團隊特別針對「臺北市的參與式預算」及「市長與里長的市政座談」兩種管道帶來的預算分配效果加以比較。選擇這兩個案例的原因是，過去曾有人質疑里長時常在參與式預算會議中提案，再動員里民以獲得支持；但同時里長又可透過市政座談會向市長提案，如此是否使得兩種預算分配管道功能重疊，徒增里長提案的場域？研究結果顯示，兩者在性質與數量上仍有差異。舉例而言，里長在參與式預算會議中所提的議案多半屬跨域性質的提案，證明參與式預算仍有其價值。（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20 ） 邁向永續治理 「善治」是實現永續發展的基礎之一，涉及經濟成長、社會發展、環境保護、消除貧困與飢餓等各方面的治理。「善治」與「永續發展」密切相關且相互影響—有良好的治理機制才能實現永續發展的理想；而唯有優先考量社會的永續發展性才能建立完善的治理制度。為了達此目標，臺大公事所研究團隊致力於產官學各方面的政策規劃與治理研究。除加強科學與創新的連結，積極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9項「工業、創新和基礎設施」外，其研究成果也有助於建立有效、負責和透明的政府機構，引導臺灣民眾參與公共治理，邁向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16項「建立和平、正義與健全制度」的願景。   公事所主要研究領域 公法與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管理；財務行政；環境政策；非營利組織與官僚；電子化政府與科技治理；地方治理評鑑與個案研究

亞洲民主發展研究的重要推手 民主是什麼？根據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的說法，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一個民主社會裡，人民享有自由人權，是國家社會的主人，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以及決定國家治理的方式。 儘管民主制度在古希臘時期便已出現，但直至20世紀後期才真正在亞洲開展。一個國家的民主化也需要時間，有些亞洲國家如泰國、緬甸等，雖已舉辦民主大選，但實質上仍在專制與民主間徘徊；而臺灣、印尼、馬來西亞等國雖早已實行共和或制定憲法，卻仍然在自己的民主進程中摸索前行。一個國家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過程，與歷史、經濟發展、國際情勢等因素密不可分，其人民對民主政治的態度更扮演重要角色。 對市井小民來說，民主是什麼？ 臺大政治系團隊深知，民眾觀點是衡量政體支持度的重要標竿。得知民眾觀點最好的方式，就是進行深度田野調查—透過人民的眼睛，審視國家民主化的進程與挑戰。在此背景下，「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跨國合作計畫於2001年誕生。該計畫長期追蹤東亞十四個國家如何經歷威權政治的轉型，歷經近二十年的深入訪查，研究者得以收集各國來自不同階層人物的第一手資料，包括社經背景、機構信任度、社會與人際關係、選舉參與、政治態度、對民主的認知、國際觀、國家認同、網路活躍度等珍貴資料。以探索亞洲各國人民對該國政治與民主的態度為經，配合各國民主情勢與世界趨勢為緯，共同串連出亞洲民主的圖像。 網路對政治參與有什麼影響？ 近幾年來，網路在各國的公眾運動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從2010年發生的泰國反政府示威，到2014年的臺灣太陽花學運以及香港雨傘革命，網路對於社會運動裡的溝通、動員、組織、宣傳等各層面影響，都讓這些公眾運動有別以往。這樣的現象，讓黃旻華教授團隊對網路參與度與政治參與度的關聯性相當好奇。究竟網路是否影響民眾對政治的參與？若要解答這個問題，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便成為最佳的資料來源。研究發現，網路參與度的高低並不影響民眾投票的意願，但卻和民眾參與請願或抗議的程度相關。當網路參與的程度愈高，民眾參加公眾運動的機率愈高；這樣的現象普遍存在於參與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十四個東亞國家。(Asian Perspective, 2017) 網路對公眾政治活動固然有推波助瀾的效果，但民眾既有的社會網絡資源是否也同樣受影響？黃教授團隊亦利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資料尋求這個問題的解答，發現網路確實能夠擴增民眾的聯絡機會，卻無法對其社會網絡或社會信任度造成影響。因為網路的優勢在於動員非特定群眾，這些群民眾通常是為了一個明確目標而聚集，所以參與活動不一定影響民眾個人的網絡資源。唯有當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目標一致時，網路才能發揮影響。(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7) 從上述的研究結果不難理解，網路的普遍性與便利性讓民眾參與政治的管道和方式更為多元，同時也讓民眾對政府施政效率有更高的要求與期待。 緬甸民主是何樣貌？ 緬甸的民主化一直是國際關注的議題。在國家面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緬甸人民又是如何看待新政府及首次取得的民主權利？黃凱苹教授團隊利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資料試圖拼湊出緬甸民主的樣貌。在數十年專制統治下，民主一直是緬甸人民的期待，有高達72%受訪者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治體制，該比例較鄰近亞洲國家高出許多。受到軍政府長期高壓治理，讓緬甸有超過30% 的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當2015年全國舉行首次大選時，緬甸民眾終於能有機會以行動表達他們的期盼，希望民主能帶來更富足無憂的生活。然而，調查數據卻顯示，根深蒂固的傳統父權價值觀、知識的缺乏、對社會的不信任感，以及對政治反感等現象仍充斥於社會，也是緬甸在追求民主的路程中必須面對的挑戰。(Journal of Democracy, 2016)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是研究亞洲民主發展的重要資料來源。從早期以東亞國家為主到後期整合南亞國家的資料，使其變成國際上不可或缺的政治學研究資源。在臺大政治系團隊的主導下，該計畫也扮演「全球民主動態調查」(Global Barometers Survey，GBS) 的總部整合角色。2018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進入第五波調查時序，透過深度、廣度與時間軸並重之數據收集，記錄亞洲民主、社會、經濟轉型證據，迄今已為超過四十個國家的研究團隊提供可信數據，成為研究全球民主進程的關鍵基礎。   政治系主要研究領域 比較民主化研究；兩岸關係；中國大陸研究；地方治理；環境政策；比較威權體制；選舉研究；族群政治

與世界接軌的臺灣研究議題 政府政策的實行需要透過公正客觀的評估才能瞭解成效。經濟學界近年最重要的研究議題，就是利用統計資料分析社會現象與評估政策效果。一般人對經濟學研究的印象，多半圍繞在失業、通貨膨脹、經濟成長、財政或貨幣政策等議題，但事實上經濟學家不僅只鑽研各種分析數據，他們更關心的是在經濟發展下整體社會運行的效率問題。而這些問題往往需透過各種資料加以研究、分析，才能從過去的施政經驗中獲得啟發。 臺灣雖然幅員有限，卻有很多值得與國際分享的研究經驗；其中，全民健康保險政策可謂最重要的一項。因為在先進國家中，臺灣實施健保的時間相對較晚，但對象卻可涵蓋近百分之百的民眾，使得臺灣的健保經驗成為很多國家希望學習跟借鏡的對象。 重大決策如何影響你和我？ 秉持著對這塊土地的關心，臺大經濟系教授群致力於利用臺灣的行政資料，探究政府的重大決策究竟為人民帶來哪些影響？舉例而言，透過對出生與健保資料的分析，劉錦添教授團隊發現臺灣的健保制度確實能有效提升農戶整體人口健康。推測主因是過去對農戶的保險只保障農民個人，而全民健保則是讓家庭裡其他成員也獲得保障，故能有提升整戶人口的健康狀況。這個結果證明，全民健保制度將全體人民納入保險範圍確實有其必要性。(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4) 另一項由林明仁教授和劉錦添教授團隊在2007年發表於人口學重要期刊Demography的研究，則是利用行政資料追蹤新生兒健康狀態與未來學習成就的關聯性。研究發現，出生時體重過輕的孩子將來進入大學的機會較低；雖然父母的教育水準可抵銷部分效果，但該研究結果作證明新生兒的健康狀態對其未來發展有深遠影響。由此推知，臺灣健保多次補助產婦與新生兒健檢，不僅能直接保障人民健康狀況，對臺灣整體競爭力都非常重要。 除了健保制度對人民的影響外，教育政策也是經濟系學者關心的議題。在臺灣教育史上，九年國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政府引以為傲的教育政策。然而這樣重要的制度在臺灣社會的各層面究竟造成哪些影響，則少有人檢視與深究。在一項由臺大經濟系主導的研究中，研究團隊發現父母教育程度的提升對於嬰兒的健康狀況—包括出生體重的提升、新生兒死亡率的隆低，確實有正面影響。政府將國民教育從六年延長至九年的政策，不僅影響單一世代，更影響至下一世代。該研究成果獲刊登於經濟學頂尖期刊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國民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高等教育則是國家人才競爭力的指標。在臺灣高等教育政策上，過去十幾年來最受矚目的議題之一就是政府對國內大學學費補助的問題。在眾人為了支持或反對學費漲價的意見爭論不休時，經濟學者提供另一個觀點思考。據劉教授團隊分析，臺灣進入公立大學及頂尖大學享有較多公共補助的學生，其實大多來自父母教育程度高、經濟狀況較富裕的家庭。換言之，進入公立大學亨有較多公共補政府的學生其實大多來自於較富裕的家庭(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6)。政府對公立大學的補助是否進一步造成所得分配的惡化，或應引入其他補助機制，值得吾人深思。 經濟學理論真的適用於任何政策實行？ 除了從國家整體發展的角度分析政府的施政績效外，經濟學家亦就特定社會議題或現象反思經濟學理論的適用性。比如說，長久以來經濟學家認為獨占不好，應該要增加市場競爭，但這樣的競爭性是否適用於醫療體系則是未知數。在一項針對臺灣醫院競爭性對於心血管疾病醫療支出與健康成效影響的分析中，結果顯示醫院的競爭性越高，對於醫療的支出的也越大。這是因為醫院為了提高競爭力引進許多昂貴的醫療器材，營運壓力使得醫院必須增加許多不必要的檢查與治療。這樣的結果反駁過去經濟學家認為競爭會降低成本的觀點，證明傳統市場競爭的想法在醫療議題上不一定成立。(Economic Inquiry, 2010) 當代的行政資料固然內容豐富且資料量相對龐大，但若要達到以古鑑今的效果，早期的歷史數據往往提供更寶貴的價值。而一旦掌握數據，無論歷史多麼久遠，善於分析的經濟學家便會把握機會尋找答案。劉錦添教授團針對臺灣在日治時期鴉片價格需求彈性情況所作的研究，就是從將近一世紀前的歷史數據找出對現代毒品管制政策的啟發。該研究證明，像鴉片這樣有成癮性的產品，是無法用強力管制供給面政策加以杜絕。當鴉片價格上揚，其實對需求量的影響並不大。但因為價格上漲反而會增加銷售者的收入，吸引更多毒梟加入市場。(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99)。對照現今政府對毒品的管制，除積極掃除毒品犯罪外，戒癮治療減少需求面更是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 臺大對於國際合作與交流的重視，讓研究者得以做出受國內外學者矚目的臺灣政策研究。上述研究雖然使用的是臺灣資料，但參與的學者橫跨臺美兩地。臺大綜合性大學的環境也十分有利於跨領域合作研究，如健保資料分析主要就是向公衛醫學領域學習。除了校內的交流外，臺大經濟系亦積極參與政府跨部會資料串連的計畫，希望藉由多元資料的整合作出涵蓋更多社會面向的研究。 長期以來臺大經濟系有許多老師投入臺灣議題的研究，並已取得豐碩的成果。未來他們將進一步納入勞保、財稅資料、海關進出口資料，深入探究臺灣公共政策的各項議題，以作為政府改進相關施政成效的依據，並提供國際社會參考。   經濟系主要研究領域 行政資料與政策分析；實驗經濟學；貨幣模型與政策分析；生產力效率模型；臺灣經濟史；資料科學；社會網絡分析；人口經濟與總體經濟發展

從理論出發，關心臺灣社會變遷 社會學的研究範疇相當廣泛，從一群人的日常生活到全球化社會發展趨勢，都是社會學者感興趣的議題。無論研究主題與調查對象是誰，社會學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引導社會公眾思索其共同面臨的社會問題。透過對社會現象的省思與深究，人們能夠瞭解歧異、凝聚共識，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努力。 臺大社會系關注發生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與事，教授群長期致力將學術理論與臺灣社會實況充分結合。社會系研究涉及的議題很廣，主要特色包含國際遷徙以及社會運動，兩者皆與臺灣獨特的歷史背景與地域位置密切相關。 面對國際遷徙者，臺灣做好準備了嗎？ 人類史上，「遷徙」一直是影響人類社會組成與促成文化轉變的重要推手。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空間與機會，人們不惜遠離原本居住的地方，移動到另一個陌生的環境打拼。在全球化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完全免於跨國移住者帶來的影響。無論是國際移民或移工，他們的耕耘與貢獻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基石，同時也為母國帶來文化上的交流與經濟收益。 但另一方面，大量人口在不同國家間流動也可能造成社會問題。對目的國來說，伴隨而來的可能是族群差異引發的衝突，或對本地生活空間與工作機會的擠壓；對原居住國來說，人口外移可能影響本土人口結構與勞動力，甚至提早面臨人口老化問題。無論對目的國或原居住國來說，政府有責任擬訂妥善對策因應這些遷徙帶來的變化，並以開放包容的態度促進不同族群間相互瞭解。為了喚起決策者的重視及增進公眾的瞭解，臺大社會系長期投入國際遷徙議題相關研究，從多元的觀點與角度認識發生在臺灣的國際遷徙現象。 臺灣夢 臺灣是個移民社會，移民的歷史可自三、四百年前「唐山過臺灣」的故事談起。但受限於地理與政治因素，早期從外國移入臺灣的情況並不普遍。隨著時代的進步與變遷，臺灣開始面臨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或移工。尤其自90年代起，臺灣的境移入人口已正式超過境移出人口，這些國際移住者許多是透過婚姻遷移、勞動遷移等方式移居臺灣。他們的到來固然受到母國環境的影響，但現象背後凸顯的其實是臺灣人口老化、勞動力不足，以及產業與勞動力變遷等問題。這群漂洋過海到異鄉求生的移居者，成為填補臺灣人力空缺的重要力量。除了感念其貢獻與付出外，我們有必要瞭解他們在臺的生活現況，並檢討政府的移民政策與法律制度。 臺大社會系藍佩嘉教授長期致力於性別、勞動及國際遷徙研究，曾經擔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委員。在她的著作《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裡，國際遷徙不是一個社會學概念，而是每天真實發生在你我身邊的故事。透過近百位來自菲律賓與印尼女性家務移工的分享，讓我們得以認識這群在臺灣社會角落裡默默工作的人們──她們之中有的受過良好教育，原本可以在不同領域發展出色，卻因環境選擇跨國幫傭；有的陪伴臺灣家庭扶老托幼，卻得把自己的父母與子女留在家鄉，只能用國際包裹遙寄親情。然而在雇主的眼裡，家務工卻往往被當成可棄式的勞動力，無法享有基本權利。透過藍教授對勞雇雙方深度訪談，不僅讓讀者認識臺灣社會生活的各種樣貌，也增進這塊土地上不同族群間的相互瞭解。 這本書在出版兩年後，以《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在臺發行。2018年因獲選為「慶祝國立臺灣大學創校九十週年選輯」再度改版，證明國際遷徙議題對臺灣的重要性日久不衰。 同樣關心在臺外籍移工的處境，曾嬿芬教授則分析臺灣外勞的居留管理政策。多年來由於法令上對外勞採取嚴格的限制性移民政策，禁止他們尋求永久居留，也不允許他們自由轉換雇主，他們是否能在期滿之後續約繼續工作，也必須經過雇主同意，造成外勞在臺灣必須高度依賴仲介與雇主，容易成為不肖業者與雇主剝削的對象。仲介向臺灣外勞收取高昂仲介費的情況時有所聞，這些情況甚至被國際組織視為接近人口販運的程度，重創臺灣的國際形象。自由民主的體制下，政府經常透過代理人機制(例如：雇主)將管理外國國民的責任轉給民間。在臺灣，透過仲介者制度，政府既可避免與尊重人權的價值產生衝突，同時又能達到治理移民的效果。但這是一種有組織的偽善，因此也產生許多違反外勞人權的問題。理想上，政府應透過妥善的移民政策治理外國勞工，而非依賴民間仲介與透過雇主管理。曾教授呼籲政府必須正視國內移工管理的問題，從根源扭轉移民政策對移工的歧視。該研究成果刊登於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rganization)所出版的官方刊物International Migration，這份期刊對於政策制定者與移民研究者有相當的影響力。 美國夢 美國向來是臺灣移民主要的目的國，移民者選擇美國的主因不外乎教育與經濟因素。藍佩嘉教授的新作《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將重心放在臺灣外移人口，希望透過對臺灣家庭與移民美國家庭育兒態度的分析，讓大家瞭解有著相同文化根源卻身處異地發展的兩個族群，在孩子教養上分別採取何種策略，藉此增進彼此的相互理解與團結。 在臺灣絕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父母相信，讓孩子接觸西方教育可以幫助他們拓展國際視野，增加全球流動的機會。特別是當下一代不可避免地需面臨來自中國的競爭時，許多父母即使身在臺灣，也希望尋求西方的育兒方式和教育理念，以打破傳統。而對於太平洋彼岸的臺灣移民家庭來說，儘管孩子在美國出生、長大，未來仍可能面臨種族不平等和移民歧視的問題。不可諱言的，美國的種族問題層出不窮，甚至身為世界頂尖大學的哈佛大學也爆出入學程序歧視亞裔學生的醜聞。種種因素讓這些父母相信，在美國必須更努力才能獲得優秀的成績，因此很難做到真正自由放任式的教養。此外，美國經濟下滑及中國崛起等因素也讓他們感到不安，有些人甚至為孩子們做好返臺準備，以逃避美國經濟衰退和種族歧視的可能。由此可知，即便處於不同國家，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時，在臺灣的父母與移民美國的父母都能各自發展出獨特策略，因應不斷變化的社會。 該書中文版《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春山 2019)於今年在臺發行。不同於一般親子教養書籍，本書透過豐富的研究資料與精彩的個案故事，呈現臺灣父母採取的幾種教養模式，為當代的臺灣家庭留下珍貴紀錄，也凸顯全球化環境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中國夢 自從2000年開始，來自臺灣的移民大量湧入以上海為首的中國主要城市，臺灣人成為中國經濟快速成長故事的一部份。隨著中國政府繼續放寬政策激勵臺灣青年投入中國就業市場，臺灣人可能會再次湧入中國。雖然其中多數屬於偶然或短期居留，但根據各方估計，目前有超過一百萬的臺灣公民在長居中國生活和工作，研究者必須瞭解現象背後的因素，並思考如何因應這個現象可能造成的影響。 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兩岸關係，臺大社會系團隊亦十分關注這股由臺灣移往中國的遷徙勢力。曾嬿芬教授從政治、文化、社會觀點，分析移居中國之臺灣人的公民身份、文化認同以及職涯發展。根據她的觀察，這些遷徙者多屬中產階級，因此擁有跨國流動的條件。不過雖然這群人看似跨越國界生活，但其實與臺灣的社會體制仍維持緊密的關係，特別是與生活品質相關的事務，包括教育資源、健康醫療等面向。許多人在通盤考量各項利弊得失後，最後很可能選擇回到臺灣。但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激烈競爭，臺灣政府必須有更好的對策才能留住人才。(Routledge 2016) 臺灣社會運動之今與昔？ 臺灣是個自由民主的寶島，對今日大多數民眾而言，「社會運動」一詞並不陌生。尤其自1980年代以後，民間自願性組織蓬勃發展，各種訴求的社會運動迅速興起。解除戒嚴後，人民享有集會結社自由，社會運動在動員、組織、議題上更是百花齊放，不僅帶動公民意識抬頭與公民參與風氣，也催生了臺灣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在民主政治環境下，社會運動經常扮演重要政策的催化劑角色。透過一群人有組織地集結與串連，希望能喚醒社會大眾與政治人物對於某項議題的重視，進而發揮影響力、改善當前的社會現狀。有鑑於此，臺大社會系教授群十分關心社會運動的相關理論與作法。不論是歷史或當代的事件，社會運動的形成背景、組織動員過程，乃至於後續的影響或效應，都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 何明修教授投入社會運動研究多年，發表的兩本英文專書分別探討臺灣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出現的勞工與學生運動。在勞工運動方面，不同於絕大多數針對民間企業勞工進行的研究，《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45-2012》(Palgrave Macmillan 2014)著重在中油跟臺糖兩個國營事業，而且時空回溯自戰後的臺灣。雖然一般認為，早期臺灣工人的個性十分順從，與現代人理解的勞工運動似乎沾不上邊，但是何教授藉由多次深度訪談與大量的檔案資料，發現當時兩家企業內部複雜的族群政治關係，使得勞工們必須採取各式各樣的抵抗手段。在社會環境不斷變動的同時，這些抵抗方式也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國營事業勞工就是在這樣多元策略的發展下逐漸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 在學生運動方面，《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9)則是關注臺灣的太陽花學運以及香港的雨傘革命。兩者都屬當代大規模抗議活動的代表，參與的人也都以學界為主，在議題上則不約而同與中國有關—前者反對臺灣與大陸的貿易自由化，後者則譴責北京當局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的操縱。雖然這兩次運動的結果截然不同—一般認為太陽花學運推動了2016年臺灣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而雨傘革命後香港的民主黨派勢力卻遭削弱—但值得關注的是，這兩次活動都吸引許多年輕人高度參與。而在缺乏既有組織的強力動員下，「對峙」(standoff) 與「臨時應變」(improvisation) 成為兩次抗爭活動中出現的非典型現象。不同於過去的社會運動可能採用垂直決策模式或完全水準式動員，這群行動者是以富彈性、策略性的方式促成佔領活動。由此可知，隨著世代交替，社會運動的動員方式也可能因參與者的特性有所變化。 同樣關心臺灣社會運動的發展軌跡，范雲教授《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Linking Activists to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Routledge2018) 一書分析1980至2000年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婦女、勞工與環境運動中的行動者及其組成變化。根據140多名社會運動參與者的人口背景資料，范教授發現臺灣勞工與環境運動的黨派色彩逐漸降低，婦女運動更是如此。透過對行動者一連串的策略選擇的經驗，有助於思考這些社會運動在當代所面臨的新機會與新挑戰。 除了臺灣的本土社會運動外，臺大社會系研究群亦關心國際社會脈動，特別是東亞區域的發展。劉華真教授的著作《Leverage of the Weak: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從宏觀的角度比較臺灣與韓國的狀況。儘管二十世紀後期，臺灣和韓國無論在殖民遺產、專制統治，或是快速工業化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兩者在勞工運動與環境運動上的經歷卻是明顯對比。在韓國，勞工運動是先行者，在追求民主的抗爭中，先有工會確保其運動力量的基礎，環境運動才得以蓬勃發展。在臺灣，順序則是相反，由政府主導的工業化很早就引發民間的環境運動，許多農民和漁民集結抗議工業廢物造成土地和水污染；至於勞工運動，則是到了80年代後期才有大型企業的勞工舉行大規模罷工。透過理論與實證分析，劉教授指出，檢視一個社會的物質環境與理念因素有助於瞭解社會運動成敗的原因。因為「物質」與勞工運動帶來的經濟影響直接相關，「理念」則是環境運動所仰賴的意識力量。 除了國際遷徙與社會運動兩大主題外，臺大社會系的研究深入臺灣各角落。研究群在廣納社會學理論並對各種現象提出批判性思考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持續關懷公共利益，致力於凝聚社會共識，促進公平與正義。   社會系主要研究領域 政治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經濟、組織與工作；社會不平等；全球化與移民

關懷人群，維繫社會公義 根據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簡稱NASW) 定義，社會工作是「增進人類福祉，滿足全人類基本需求」的一項專業。與慈善活動不同的是，社會工作是以科學知識為基礎，運用有系統的方法進行助人的服務；其目的不僅只是幫助人群，更重要的是維繫社會公義。 臺大社會工作學系本著以人為本的精神，不僅關懷弱勢，教授團隊更長期耕耘於各種福利人口群的研究與服務，包括老人、兒童、婦女、身心障礙、青少年、家庭、貧窮者等族群。其中，兒童與老人研究是近年在臺灣最受關注的議題；特別是少子化、高齡化一直被視為臺灣人口發展的重大危機，政府如何研擬政策配套，有賴於專家學者的經驗與建議。有鑑於此，臺大社工系教授群積極投入兒童福利與老人長照研究，透過嚴謹的科學方法檢視當代社會現況，從實證觀察中發展可行的策略。 孩子交給親人照顧好不好？ 對很多臺灣家庭來說，「親屬照顧」（relative care）是相當普及的現象，尤其當父母都需要外出工作時，其他親人便往往成為優先支援的對象。一般認為，把孩子交由親屬照顧的成本較低，還可以獲得親情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卻也可能為父母與照顧者帶來壓力。因此，由親人照顧孩子究竟是好是壞？對尋求家族支援的父母來說，是亟需了解的課題。 將孩子交由親屬照顧是常見的安排，但相較於機構式照顧，相關的實證研究卻非常少見。因此林敬軒教授決定邁出第一步，利用美國的調查資料分析兒童親屬照顧與親職行為的關係。根據分析，有親人幫忙照顧孩子的母親確實比較不會出現嚴厲的教養方式；但是在高風險家庭裡，這些媽媽同時也有較少的正面養育行為。林教授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對於資源有限的家庭而言，親屬或可協助監督母親的育兒方式，但這些照顧者無法作為模範，影響母親做出正面、適當的教養行為。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7) 除了親屬照顧外，另一種由親人代為照養孩子的情況為「親屬安置」（kinship care）。所謂親屬安置，係指當孩子的親生家庭無法擔負照顧責任，或孩子已經不適合在親生家庭中接受教養時，經政府單位的社工人員評估，將其安置於適當的親屬家庭代為照顧的情況。林敬軒教授團隊也針對此照顧模式進行研究，分析美國親屬安置家庭中的兒童身心健康狀況。研究結果顯示，此類家庭中照顧者的壓力與兒童行為問題有關，應被視為影響兒童發展的風險因子；不過雖然如此，照顧者可以透過如志工活動等社會參與，減少照顧壓力帶來的負面影響。此外，研究也發現，比起正式的安排，非正式的親屬安置有時能形成更有利的環境，尤其對年紀較長的兒童更為適合。推測其因，可能是因為這些父母提供財務支援的比例較高，探視孩子的次數也較多。(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18) 無論是親屬照顧或是親屬安置，對照顧者與孩子來說都必須面臨諸多挑戰與適應，影響範圍之廣，甚至關係著孩子未來的發展。政府在提倡生育之時，同時應了解父母從親友及社會可獲得的教養資源，透過完善的兒童福利制度保障每一個孩子都能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中茁壯。 如何守護遭受困境的兒少？ 過去幾年,越來越多研究關注遭受困境的兒童及青少年。這些孩子或面臨不同方式的侵害與威脅，或處於缺乏經濟資源的貧弱家庭。無論境遇如何，他們在社會中往往處於弱勢，需要政府與大眾給予更多的照顧與關懷，才能在安定的環境下成長。 沈瓊桃教授與馮燕教授團隊以小學四年級生為對象，分析孩童面臨的傷害類型以及這些傷害對兒童心理健康與行為的影響。調查結果顯示，臺灣最普遍的兒童傷害類型為霸凌，其次是照顧疏失與心理暴力；但從救助情況來看，受這三種傷害威脅的兒童被保護的比例也最低，可見實務上臺灣的兒童少年保護服仍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此外，該團隊也發現當兒童面臨多種類型的傷害時，日後較容易出現創傷症候群、精神異常、自殺傾向、自殘、暴力行為等現象。雖然這些孩子容易受到關注，接受保護服務的比例也較高，但研究證實多重傷害在兒童身上有累積效果，對其身心健康發展非常不利。社工專業人員必須能及早評估、辨識具高風險的兒童，提供必要的保護。(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 2019) 貧窮是弱勢兒少面臨的另一種困境，它或許未必對個人身心造成直接傷害，卻往往剝奪孩子公平發展的機會。雖然在臺灣，大多數人民可享有衣食無虞的生活，但仍有數十萬人每日在社會底層掙扎，不知何時能擺脫貧困。對弱勢家庭來說，貧窮可能是長期甚至是世代循環的問題，很難藉由短期補助獲得改善。有鑑於此，臺灣在2017年開辦「兒童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推動方案」（簡稱「兒少教育發展帳戶」），透過政府與家長共同合作，以長期儲蓄的方式為弱勢兒少累積未來教育及生涯發展的基金，協助其自立，脫離貧窮的循環。雖然在實施細節與成效上還需評估修正，該政策得以推行仍表示臺灣的兒童福利又向前邁進一步。 任何政策的落實，背後有賴許多人長時間的努力與關注，鄭麗珍教授即在「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的推動上扮演重要角色。鄭教授在兒童福利及貧窮研究領域耕耘多年，十多年前就曾參與內政部編印的《自立脫貧方案操作手冊》，並接受其委託調查國外兒童資產累積政策。近幾年鄭教授更連續執行衛生福利部的社會救助發展研究計畫以及脫離貧窮措施成效評估計畫。在立法院送交的「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條例草案評估報告」中，更引用鄭教授的演講論文，顯示其對該法案的催生有直接影響。在法案通過實施後，鄭教授特別撰文介紹「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在臺灣的發展背景、政策架構以及可能面臨的挑戰，並發表於國外期刊，讓國外學界有機會了解臺灣的兒童福利發展現況。(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 2019) 千里尋親：如何協助臺灣跨境出養的孩子圓夢？ 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統計，2012年至2018年間，臺灣共有1,992名兒童及少年出養，其中約有四成三的孩子由臺灣家庭收養，其餘則由外籍人士收養。雖然臺灣家庭收養的比例於近年略有提升，但從整體數據來看，跨境收養的比例仍高於國內收養，主要國家包括：美國、瑞典、澳洲、荷蘭、加拿大、德國、丹麥。 在這些國家中，澳洲是第三大主要收養國，地理位置距離臺灣最近，十分適合作為臺灣跨境出養的研究對象。因此，陳毓文教授團隊與雪梨大學教育與社會工作學院Amy Conley Wright博士於2017年特別簽訂跨國合作研究計畫。透過深度訪查，研究團隊得以探究自兒童時期從臺灣被出養至澳洲的成年被收養人與其原生家庭連結、尋根、重聚的相關議題。從被收養人與收養家庭的觀點，了解這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的困難與挑戰，以及養父母們需要哪些指引與支援。值得一提的是，該項研究也納入收出養服務機構的部分，藉由研究與實務間的對話，增進各界對於跨境收出養的了解，為兒童的福利政策帶來影響。(Bridging a way to their origins – Introduction to the NTU-USYD Collaborative Project 2019) 面對高齡社會，如何打造友善新環境？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分析，臺灣於2018年已正式轉為高齡社會，預估2026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在此背景下，老年人的長期照顧問題成為政府必須正視的公共政策議題。為了實現在地老化，讓照顧年長者的服務體系更為普及，政府特於2016年頒佈長照十年計畫2.0（簡稱長照2.0），以社區為基礎建立長期照顧機制，期能提升長照需求者與照顧者的生活品質。 一個國家的社會政策是否能有效施行，必須仰賴民間合作與學界支持。趙曉芳教授從專家的角度長期持續關注長照議題。自長照2.0頒佈生效起，趙教授即擔任衛福部與各地方政府長照2.0相關政策規劃、諮詢、輔導與計畫審議委員。在學術工作上，趙教授亦就老人福利服務、長期照顧等相關主題進行多項計畫。在一項近期發表的研究中，趙教授團隊以臺灣長照機構為對象，探討機構環境對年長者心理健康狀態的影響。結果發現，居住在環境較好機構的年長者，其心理健康狀態明顯較好。這可能與其活動參與程度相關，因為這些年長者在活動參與部分較活躍，比較不會出現憂鬱的情形。(Aging & Mental Health, 2018) 「打造高齡友善的生活環境」不是口號，也不是單一部門的工作，而是需要集合政府、學界及民間團體的力量共同投入。在推動過程中，政府的支持與決策固然重要，但實施成效則有賴專家學者深入研究。唯有以深厚的研究作基礎，才能確保政府的行政方針符合社會期待。 長期以來，臺大社工系教授團隊心繫臺灣全體人民的福祉，積極投入在地研究與服務。在專業活動上不僅追求學術與實務充分結合之理念，更重視其對國家社會之影響，有多位教授參與協助政府制定社會福利政策相關法規，推動臺灣社福政策之落實。   社工系主要研究領域： 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服務；家庭暴力防治；婚姻與家族治療；精神醫療社會工作；老人福利服務；高齡化與長期照顧；社會福利與政策；年金制度；社會服務民營化；健康照護政策；社區組織研究；原住民社會工作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以轉型促進國家發展 在網路上搜尋「轉型」二字，會發現各行各業都在談轉型—「企業轉型」、「數位轉型」、「產業創新轉型」、「能源轉型」等。人類的發展在近數十年內呈現光速成長，計劃趕不上變化已是常態。而快速成長所帶來的後遺症，如：人口老化、永續發展、數位隱私等，更成為許多國家刻不容緩，必須解決的問題。許多人認為，這些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必須透過國家持續轉型才能有效解決。而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群所探討的核心課題，簡單來說就是「轉型」；從國家的角度，探討政府與民間如何透過各種轉型達到社會永續發展的目標。 能源與產業如何促進國家轉型? 再生能源是未來能源發展的必然走向。但以臺灣的發電比例來看，政府如何從2017年的燃煤、燃氣、核能占總量90%的比例提升到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佔20%的目標？臺大國發所周桂田教授認為，「能源轉型不是只有發電的技術問題，更是龐大的社會轉型、產業轉型的挑戰，甚至政府治理都須轉型」。周教授編有《Energy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Routledge 2017)一書，其研究團隊長期關注臺灣能源轉型議題，指出臺灣過去只注重經濟發展的能源策略，造成了能源配比錯置、嚴重污染以及環境不正義等問題，也造成政府民間衝突不斷。 在2010年國光石化案中一個關鍵的轉捩點，便是學界所發起的「學界反對國光石化開發案連署」。該連署由周教授與時任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副院長陳建仁等18位學者共同發起，在當時得到超過一千名學者回應連署，並帶動醫學界、藝文界、學生團體加入，呼籲政府停止國光石化開發，以永續社會的角度思考國家能源轉型與工業轉型。開發案最終中止，而這個由下而上所推動的能源轉型，不僅僅將眼光放在能源問題，還使得臺灣政府及社會重新檢討及反省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存續，並且挑戰技術官僚由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能兼顧環境發展、產業升級及民主治理、可持續性發展等重要價值的能源轉型，才是臺灣未來應該專注的能源策略。 國家的產業轉型也可以從大型國家基礎建設案中窺見端倪。張國暉教授以臺灣高鐵為例，觀察臺灣如何在一項國家大型工程的規劃與執行過程中，周旋於各國的政治角力，並同時學習各方技術，最後透過高鐵成功展現國力與發展臺灣特色。張教授指出，高鐵案從一開始規劃政府完全出資，後來轉變為由民間推動BOT (Build-Operate-Transfer)，不僅顯示臺灣意識抬頭，也見證了臺灣內部從威權統治轉型為民主體制的權力轉變。(Engineering Studies, 2015) 威權國家如何轉型？ 隨著高齡人口比例增加，人口老化成為中國當前面臨的重要社會問題之一。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 2018 年的總人口數已突破 13.9 億，其中六十歲以上有將近 2.5 億，約佔18%。 這個數字背後代表的是龐大的醫療問題以及社會福利問題，而中國的政權固然是由中央政府主導一切，學者們更關心的是民間或地方力量所扮演的角色。 周嘉辰教授團隊長期研究中國政治與經濟政策。他以中國公立醫院改革為案例，分析中國政府在選擇醫療改革試點時背後的邏輯。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周教授試圖了解中國的地方單位是否能以一己之力影響中央決策，進而分析中國大陸政策改革的模式。根據個案研究的結果，若地方改革獲得了良好的成效，就算與政府的規定有出入，但在不逾越大方向的狀況下，也可能促使中央政府調整想法。(中國大陸研究, 2019) 而關注社會福利議題的施世駿教授則分析當前中國對於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以探討中國公民社會是否有發展的空間。與過去研究不同的是，該論文為首度探討中國公民組織參與福利服務的研究。施教授認為，從福利多元主義 (Welfare Pluralism) 的角度來看，社會福利政策不一定只需依賴政府或市場，而是可以由政府、市場以及社會各單位共同合作，提供民眾多元福利的組合。但其研究卻發現，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在很大程度上限縮了社會組織運作空間，使得福利多元往往流於形式，背後依然是黨國控制的發展。(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7) 科技轉型下，人工智慧潛藏什麼風險？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被喻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結合巨量資料與機器學習的技術，人工智慧被廣泛用於各種預測與決策，相關產品也陸續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例如︰個人化廣告、自動車、智慧診斷系統等。然而，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雖為人類生活帶來更多便利，卻也引發倫理、責任、正義等各層面疑慮。對於人工智慧可能涉及的不透明性、隱私威脅、責任歸屬、偏見等問題，在相關法律的制定上該如何因應？法律又該以什麼樣的原則規範人工智慧在生活中的應用？劉靜怡教授在其主編 《人工智慧相關法律議題芻議》(元照出版公司 2018)一書，透過提問呼籲各界思考人工智慧為社會各層面帶來的影響，並認為不同學科應該互相整合，以衡量人工智慧對社會與經濟的短期及長程影響。方法上，劉教授主張政府應該深入理解科技的發展趨勢，以便能有效連結科技發展與公共政策之間的關係，建構出適當的倫理和法律規範並加以執行。 國發所的教授群專長從宏觀的角度探討國家社會發展，他們善於從現況審視中分析政府應如何改革，以因應時代變化。團隊中許多也是臺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的成員，他們除了在學術上鑽研外，亦熱心參與社會議題。透過活動、出版及多元媒體的管道，持續以專家身份觀察社會面臨的不同風險，不僅促進社會大眾對當代各種社會變遷與政策議題的認識，也為政府提供施政建言。   國發所主要研究領域 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全球化與公共政策治理；歐洲整合研究；勞動與社會福利發展；東亞文化與思想

堅持真相報導信念，致力遏止假新聞傳播 假新聞議題席捲全球，從英國脫歐公投到美國總統選舉，有心人士透過網路平臺刻意傳播虛假消息的情況，被認為是左右選舉結果的關鍵。根據國際大型民主指標研究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 的資料，臺灣自2013年以來即遭受境外假消息的嚴重攻擊，不僅程度上是全球之最，甚至逐年惡化。假新聞在臺灣蔓延的情況也受到國際矚目，2018年臺灣舉行九合一大選時，國際知名媒體與美國在臺協會均提出警告，呼籲大眾注意假新聞的影響力。為了反制假新聞的氾濫，有些國家如︰美國、新加坡，已通過相關法律明文遏止這一類新聞傳播。 一向掌握全球新聞傳播發展的臺大新聞研究所教授團隊也十分關注假新聞議題對臺灣的影響。自2018年起，團隊便積極收集相關數據進行研究計劃，並且多次參與媒體討論，透過活動舉辦、檔案製作的方式呼籲各界重視假新聞對臺灣社會的影響。 誰能判斷假新聞？ 2018年九合一選舉後，王泰俐教授即針對假新聞對臺灣選舉的影響做了全國性調查研究，並在同年12月於臺大新聞所主辦的「打爆假新聞：檢驗數位時代之後／真相」學術研討會發表結果。初步分析發現，假新聞對該次選舉確實造成影響，而且年紀介於20至29歲者較無法辨識假新聞。王教授認為，這不一定是年輕人的判斷力低落，也可能反映出他們對政治的不信任，也就是對於執政黨的所有作為都傾向不信任。 新聞所其他研究者也著手調查臺灣如何受假新聞影響。舉例而言，林照真教授團隊在近期的計劃中即針對︰（一）假新聞在國內重大選舉中引發的相關現象；（二）假新聞如何在PTT、臉書等社群媒體桌上型運作；（三）中國網軍在假新聞的角色；（四）社群網絡與機器人 (social bots) 在假新聞中如何影響輿論等議題進行長期追蹤。該計畫的目的在探討假新聞如何透過線上資源影響臺灣民衆的判斷能力，並希望藉由2020總統大選收集更多證據，提出更深入的觀察。(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2018) 如何以行動打擊假新聞？ 除了蒐集數據作為理論分析的依據外，新聞所團隊也致力於反制假新聞的宣導，讓社會大眾對消息的真偽有更正確的判斷。該所實務教師黃兆徽曾任去年甫成立的「臺灣事實查核中心」總編審，希望透過事實查核方式遏止不實言論快速擴散。該中心與國內受歡迎的媒體如：Facebook、LINE合作，擴大事實查核報告的傳播途徑，目前已有上萬名使用者透過這兩個平臺持續關注臺灣事實查核中心發布的消息。 媒體與科學能不能有更好的合作？ 假新聞的判斷只靠把關者是不夠的。如果傳播者與閱聽者只靠著第三方查核事實，自己卻不知如何判斷真偽，很容易就會掉入被人牽著走的陷阱。在傳播科學新知—尤其是撰寫與食品、藥品、環境等議題的相關報導時，內容的判斷更為重要，因為這些訊息往往與民眾的健康問題切身相關。面對假新聞充斥的資訊生態，如何顧及閱聽者喜好與閱聽率支持，把正確的科學知識傳達給大眾，成為傳播者最大的考驗。 要確保媒體傳遞正確的科學新知，避免民眾因接收片面的訊息造成身心或環境傷害，必須仰賴多方緊密合作。在一項由國發所周桂田教授發起的「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計劃中，林照真教授以其新聞學領域專長，與其他來自醫學、地理、科技管理的學者團隊共同合作。該計畫希望建立一個具跨領域溝通性質的新聞平臺，將有關科學研究的專題與討論轉譯為更貼近公眾、更容易被理解的資訊，以提升公眾參與科技評估與討論的能力及意願。其中，《海造的風機》便是臺大新聞所參與製作的成果。這是臺灣首支互動式新聞專題；透過虛擬實境技術，民眾可以利用體驗離岸風機設置的環境，感受不同族群可能受到的影響，以增加大家對此議題的認識並激發社會討論。該專題陸續於華山文創中心、國立臺灣大學、虎尾科技大學等地展出，果然獲得新聞媒體廣泛報導，並吸引各地民眾參與體驗。 《海造的風機》是科技與媒體結合的實例，製作團隊希望能藉此讓環境議題沈浸到民眾的意識裡，開啟新聞轉型的契機。科技部長陳良基也親身體驗，事後表示這樣的科技能夠讓民眾感受到科技對環境的衝擊，讓人不再置身事外。而林照真教授則說︰「這種真實的感受，其實就是新聞追求的真實的傳播。這種VR的新聞可以利用科技的力量，讓新聞能產生更大的影響力」。至於民眾體驗的感想，一位受訪者表示︰「之前我對風力這塊比較不瞭解，但是今天之後有更進一步的體驗… 用VR方式表現蠻新鮮的，比起平面或電視… 感覺比較真實，可以站在當下去瞭解那個新聞」。另一位體驗者則說︰「It’s awesome...I always think the renewal energy is good，but this virtual reality actually brings a different prospective of viewing the same thing… This i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for everyone to see things fro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綜言之，臺大新聞所團隊結合來自理論與實務的專家學者，除了持續關注當前新聞專題的發展與演變外，亦結合當下熱門的社群媒體使用模式研究、資料探墈、虛擬實境等新技術，探尋資訊傳播的新未來。   新聞所主要研究領域 多元文化與傳播；網路政治傳播；健康傳播；新聞傳播史；假新聞研究；社群媒體分析

追求優質公共治理，提升政府施政績效 公共治理是國家競爭力的基礎，也是影響民眾對政府信任感與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每年發布的「IMD 世界競爭力年報」（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中，政府效能始終被列為重要的評比項目。主導該指標表現的公共事務治理績效，也就成為政府與學界共同關心的課題。 有鑒於此，臺大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群長期鑽研臺灣的公共治理制度與施行政策。該所前身為臺大政研所公行組，在公共行政領域一直有卓越的表現。獨立設所後，匯集更多學術菁英投入教學研究工作，同時也參與政府多項重大政策或規劃項目。從公部門的人力管理、考核機制，到預算編製、食品認證等規範建立，背後都有公事所教授們專業的建議與貢獻。 政府經費何處來？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政府有再好的施政理念或策略藍圖，需要有足夠資源挹注才能達成目標。然而綜觀各國經濟，政府財政出現赤字的情況並非罕見，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都有類似問題。在臺灣，地方財政出現困難的報導時有所聞，例如：「財政仍未完全起色　苗栗縣政府總負債達676億」、「入不敷出！彰化縣連續6年財政都赤字」。根據2018年統計，臺灣除了金門縣、連江縣外，大多數縣市累積未償債務都高於一百億元。 專注於政府財政研究的郭乃菱教授曾針對臺灣政府的財政赤字、稅收結構與地方財政改革發表多篇報告。郭教授帶領旳團隊發現，臺灣雖然經歷了民主化及稅制改革的過程，理論上地方政府應能達到財政自主的目標，但實際上卻仍高度依賴中央政府補助。由於在自主性財源的部分很少變動，地方政府只能以政治手段向中央爭取更多的統籌分配款，或者透過舉債的方式增加財源。對此，郭教授提出建言︰「若要有效控管政府債務，重要債務資訊（如︰總體債務、人均債務、年增債務、債務利息支出等）應以淺顯易懂方式，定期揭露；若需大規模舉債，預算過程當中應納入適當公民參與機制（如︰公聽會、公民投票等）。債務資訊經常性公開也能間接促使地方政府實質遵守預算平衡之財政紀律，議會在審議預算時，也才有足夠且可信資訊為民把關」。(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3；財稅研究,2018) 政府資源如何分配？ 在評比政府效能時，政府資源的配置與預算執行績效常被視為重要評估項目。尤其在民主國家，資源分配是否適當往往牽動人民觀感，甚至影響執政環境的穩定度。對於由人民直接選舉的政府首長來說，當選後要如何分配行政資源更需審慎思考。一般來說，除了考量大選與黨內初選制度、資源分配的程式與制度、選區人口特性與嗜好，以及現任政治人物的特性與策略等因素外，在臺灣，地方派系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王宏文教授團隊即針對臺灣地方首長選後的資源分配情形進行分析，包括過去研究中較少探討之多政黨決策情形與政黨派系影響力等議題。(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018) 根據王教授分析，嘉義縣陳明文前縣長的做法是個有趣案例。2001年他從國民黨帶槍投靠民進黨並勝選後，在社區營造案的資源分配上，由與他同為林派且同樣由國民黨加入民進黨的張花冠的選區獲得最多計畫補助；國民黨的李雅景與陳適庸的地盤次之；而同為民進黨的蔡啟芳與何金松的補助率卻最低。王教授的觀察是，由於陳縣長當選時的選票未過半，為了爭取連任，在需要通過民進黨初選的前提下，必須壓抑民進黨內可能對手的地方勢力。因此，在資源分配時會刻意壓抑屬於這兩位立委地盤的村里補助。而陳縣長的派系背景與從政經驗也讓他足以判斷這些資源分配的成本風險與可能效益，例如︰哪些派系或山頭勢力較容易拉攏？哪些動員能力較強值得收買？從後續的選舉結果來看，顯示陳縣長的分配策略能確實發揮效果。 如何透過公共治理建立公民參與機制？ 在資訊與網路科技的推波助瀾下，公共治理的範疇已經不再侷限於傳統的政府治理，而是擴展至政府各部門，甚至包含民間企業以及非政府組織與媒體在內的公民社會。因應急速變化的環境，公部門利用「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 集結公眾力量解決問題，成為近年來相當受歡迎的方式。所謂「群眾外包」(或簡稱「眾包」)，是允許個人或組織利用大量的網路用戶取得所需資源的一種模式。越來越多的政府機關運用科技鼓勵民眾參與施政決策，並激發群眾智慧討論、解決公眾問題。臺北市的智慧停車專案、連接政府與前線志工的災害資訊整合及協調平臺「究平安」，以及國發會建立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等都是知名案例。 一個設計良好的公眾參與平臺固然能夠賦予公民權力，增加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甚至提高公共服務效率，但實際執行時卻常常遇到挑戰。尤其在臺灣，此類應用尚在初期階段，各界自然十分關注其適用性與有效性。事實上，劉康慧教授早在2011年時就著手進行相關研究，曾多次受邀至美國及其他東亞國家，教導當地公務人員如何運用科技提升民眾對政府政策的支持度，一方面降低溝通成本，另一方面增進人民對政府的滿意度與信任感。根據劉教授的研究，此模式的成功關鍵在於清楚提問與明確目標。透過合理的任務分配與獎勵措施，可讓參與者得到成就感或學習動力；若過程中能結合參與者的自我檢視機制及得分系統，更能激勵參與者持續投入。(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7) 公共治理還有哪些挑戰？ 蘇彩足教授是臺灣公共事務研究的大老級人物。她常年接受衛福部、國發會、教育部等政府部會委託，評估各項政策的可行性，並受託規劃建置政府施政的相關評估指標。蘇教授呼籲政府應藉由「傾聽民眾聲音」與「政府透明化」的方式逐步落實「雙向課責」的治理模式—意即政府應該與人民分享治理權力，讓民眾有更多的參與機會；但相對地，民眾亦須為其所參與的行為及投入負起應有的責任。此外，蘇教授對政府公共治理的其它建議包括︰在規劃國家願景與推動策略時，政府應該主動佈局；財政管理方面，應注重財政的永續發展，而非只追求年度預算平衡；至於與民間團體的合作，應與非政府組織形成夥伴關係，共同推動新聞媒體改革。(公共治理季刊, 2013) 郭銘峰教授團隊則從微觀的角度切入，探討公務人員個人因素是否對公機關官僚貪污的程度造成影響。在針對約一千三百位公務員深入調查後，發現公務員對財富的渴望以及工作中的繁文縟節，都是影響政府官僚貪污的重要因素。因此郭教授建議，公務機關在招聘過程中應該考慮個人的內在動機；進入單位服務後，應著重於人際與機構契合度的培養，並提供情緒與壓力管理成長課程，提升其在工作上的適應力。(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9) 公共事務與政府施政績效息息相關，影響層面擴及全體人民。不論在歐美或是亞洲，「公共事務」都是近年公部門研究的核心與主流。面對時代的轉變，臺大公共事務研究所本著悠久的歷史使命與豐厚之學術基礎，致力於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在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環境、科技、健康及管制等政策皆有相當成果。   公事所主要研究領域 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管理；財務行政；環境政策；非營利組織與官僚；電子化政府與科技治理；地方治理與評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