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文／陳湘瑾        2019年一月，新北三重一起家暴事件引起了社會關注。一名男子因為兒子幫忙買肉圓時「沒加辣」而對妻小施暴。表面上來看，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是荒謬的，然而，這種家庭裡的雙重暴力在臺灣社會卻屢見不鮮，究竟要如何防止受害小孩將來以暴制暴呢？        早在2002年，臺大社工系教授沈瓊桃便注意到婚姻暴力往往會連帶兒童虐待，也主動將研究結果提供給家暴防治的主管機關，促使政府將過去分開處理的婚姻暴力與兒童虐待進行整合。        國內研究顯示，被通報家暴的家庭中，在過去一年內，有四成（39.6%）的家庭曾發生過夫妻與親子間的肢體暴力。        在〈婚暴併兒虐家庭之多元模式與發生情境〉中，沈瓊桃分析了五種模式，並從中歸納出三種情境因素：因施暴者個人因素如反社會性人格所引發的婚暴或兒虐事件、以暴力管教子女所引發的夫妻衝突以及因婚暴事件所導致的兒虐事件。        針對兒虐家庭，沈瓊桃認為親職教育不應只提供給兒虐加害者，父母雙方應一起學習適當的子女管教方式，以防日後演變成婚暴事件；對於婚暴家庭，除了教導受暴配偶自我保護，亦可將子女可能受到傷害的各種情境知識傳遞給婚暴夫妻，儘量保護子女不受婚暴波及。        此外，研究訪談194人，僅有3位男性，由於受訪者與縣市家暴中心合作，而通報者多為女性，各縣市男性的受服務者都只佔總服務數的3％。「並不代表男性不需要幫助，」沈瓊桃認為男性會因為尊嚴難以主動求助，「但現在這樣的現象也有好轉，有些男性為了申請離婚，也會去申請保護令。」內政部還另外提供男性的關懷專線。        除了男性，更重要的是目睹家暴或親身經歷虐兒事件的小孩，研究指出，子女會因為目睹雙親間的暴力攻擊，而習得用暴力手段來回應問題。        沈瓊桃建議，對於暴力家庭的子女，不管是目睹兒童或是受虐兒童，皆應積極提供其自我保護的知識與技能，避免讓自己捲入父母的暴力衝突傷害，並增進遭受雙重暴力子女的復原力。「目前也有所謂『目睹兒童社工』，教導他們保護自己，其中一點就是不要在父母爭吵時擋在中間。」        最後沈瓊桃提到，孩子成為家庭暴力下的犧牲，雖然可能習得以暴力解決問題，卻也有人能以正面的姿態面對未來人生。        沈瓊桃舉自己在2010年的研究〈暴力的童年、堅韌的青年：目睹婚暴暨受虐青年復原力之探討〉，「當時這篇文章也引起了很多迴響，我們從故事中看到了曾經面臨家暴也曾目睹婚暴的兒童，如何以自身的韌性克服逆境，走上光明的人生道路。」這也是研究人員最感欣慰的收穫了。

文／周妤靜        應思聰（林哲熹飾）摀起耳朵、齜牙裂嘴，他無法分辨耳邊嘲諷他的聲音是現實還是幻覺。然而這些幻覺逼著他向姊姊（曾沛慈飾）揮刀，那次雖沒傷人，警察與醫護人員卻因此將應思聰扛上擔架送至醫院。這是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劇情，也是許多人生命裡的真實場景。        臺大社工系教授吳慧菁指出，精神病患有權拒絕求診，但在公共安全的考量下，仍可能被強制就醫。患者在緊急安置的五天之內，會交由兩位精神科醫師鑑定其是否屬於「嚴重病人」（註1）、是否有「自傷傷人的疑慮」（註2），藉此判斷有無強制住院治療的必要。        「我想回家……」上述戲中被判定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向家人要求著。被迫離開熟悉的環境、人身自由受到醫院限制，若又無病識感，患者往往抗拒就醫與住院。        在臺灣，精障者有說不的權利。2007 年修訂的「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一條（註3）指出，病患若拒絕住院或無法表達住院治療的意願，「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審查會」便須做進一步審查，以此避免醫療機構過於專斷，忽視精障者的基本人權。               吳慧菁說，審查會由七種不同專業的成員所組成，包括：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士。委員需根據醫院提供的診斷書、病患自訴書與犯罪紀錄等資料，判斷病患是否符合「嚴重病人」、「自傷傷人之虞」兩項標準，並表決決定是否強制病患住院治療。        然而落實患者的自主權與醫療人權，仍是現實中難題。        2012年，吳慧菁協同三位研究者共同發表《「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審查會」運作之探討：以社工委員為例》，深入訪談23名曾參與審查會的社工委員，以他們的角度說明促進嚴重精神疾病患者就醫及自主性所遇到的難題，希望藉此向審查會建言。   難題一：無法同時符合「嚴重病人」以及「自傷傷人之虞」標準的個案        社工委員表示，有自傷傷人的可能，不見得是因為精神疾病，更可能因酗酒習慣或人格特質而導致暴力行為。另一種情形是患者本身不會傷人，卻因精神混亂造成潛在風險，社工委員舉例：患者若不斷燒香，他的行為的確可能造成火災等間接性的傷害。受訪的社工委員說，依據審查經驗，患者很難同時符合兩種標準，這也是審查過程中最常遇到的爭議。 難題二：缺乏支持系統的個案        社工在專業訓練之下，不僅僅關切病患本人的狀況，也會將病患的生活環境、家人等支持系統納入考量。若病患沒有照顧者，可能形成潛在的公共風險，強制住院就成為患者進入醫療系統前的緩衝措施。若觀察到照顧者有極大的喘息需求，社工委員有時也會支持病患住院治療。 難題三：自我表達能力有限的個案        僅參考醫療機構提供的書面資料，難以見到患者的全貌。吳慧菁教授解釋，患者發病的原因是有脈絡的，可能與生活環境的改變有關，或與照顧者起衝突、工作壓力大等因素有關，然而書面資料很難清楚呈現這些細節，再加上緊急安置期間不得超過五天，時間壓力下也導致醫療機構提供的資料不全。此外，患者雖能自行撰寫自訴書，卻因論述能力涉及教育程度或當下的精神狀態，難以成為有力證據。        研究指出，依臺灣現況，維護社區及大眾安全的需求，遠比維護個人自決權來得重要。這樣的社會氛圍，也是社工委員無法支持「病人自主」、面臨專業價值衝突與拉扯的原因。        在公共衛生領域中，限制少數人的權利以顧全多數人的利益才是主流，社工爭取患者自決權的立場，在審查會上顯得弱勢。這兩種立場無關是非對錯，但在審查會中鼓勵多元思考方向、包容不同可能性，才是提倡醫療人權的正確方向。        吳慧菁表示，從前警方會將發病的病人上銬送入醫院，直到近年不僅成立審查會，審查委員還能參考書面資料以外的管道，例如與病患通話、視訊，藉此了解病人的狀況，「其實是有在進步」。但她指出，視訊過程中，只有委員單方面觀察病患，病患看不到委員的現狀，不盡平等，有待改善。        現況下，參與審查會的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仍以家屬為代表，吳慧菁期待精障者未來自組團體參加，讓審查會不僅有專家或支持團體的論述，病友們也能為自己的社群發聲。當然這一切工作推動，仍需要社會大眾支持，對於精障者人權的關心，不應短暫停留在《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劇情裡。   註1：嚴重病人係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精神衛生法第3 條第4 款）。 註2：根據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表示，自傷傷人樣態太多，無法一一列示，訂定一致的法規標準有困難。 註3：經兩位以上之專科醫師診斷需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如果嚴重病人拒絕或無法表達其針對強制鑑定結果之意見時，得以檢附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向強制鑑定審查會申請強制住院。    

文／吳冠賢        「有土斯有財」，房地產是許多臺灣人安身立命的憑依，也是重要的投資標的物，再辛苦也會拚盡全力買一處自己的家。但臺大經濟系教授陳南光研究發現，房屋和土地這類不動產，對刺激消費、活絡整體經濟並無明顯貢獻，只是難以兌現的財富。        近二十年國際間資產價格波動持續擴大，讓政策制訂者以及學者持續關注房市與總體經濟的關係。特別重視房市的臺灣，成為房地產資產研究中的重要目標。因為國民消費占了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三分之二以上，陳南光近期與臺大經濟系教授同事王泓仁共同著作中，就試圖探討房地產市場榮枯對於國民消費的影響，希望藉此了解不動產在整體經濟所扮演的角色。        他們利用信義房價指數[1]、國泰房價指數[2]做為房價指標，並且結合政府的統計資料，分別計算股票以及房地產這兩種資產的價格變動與國民消費的關係，並以股票為基礎，探討房地產市場的特殊性。        資產價格上升代表財富的增加，應當會增加消費行為。而研究發現，股價上升確實會刺激消費，但是房價變動對整體消費影響卻不顯著，擁有房子的人並不會因為房價上漲就覺得自己比較富有。這個結果和歐美國家不一致。        陳南光解釋道，在臺灣，88%「有產階級」都只有一間房子，主要是供自己住，因此房價上漲後，房屋持有者的使用成本也上升了。他說：「這就好比是付自己房租，房價上升，繳給自己的房租也增加了。」臺灣沒有發達的房屋增值貸款市場，不像歐美國家可以根據持有房屋增值的部分向銀行貸款，而房產本身更不像股票可以隨時賣了變現。在此層面上，研究認為「房地產不是真正的財富」。        進一步觀察不同族群的消費行為，發現房價變動會造成不同族群間資產財富重分配。對於有房子的中老年家戶，房價上升可能略微增加其消費，但年輕家庭多半是租屋族，房價上升會嚴重排擠到其消費，減少消費支出。整體而言，這兩種族群受到的影響會互相抵銷。        研究也試圖檢視房地產的產業關聯性。產業關聯性是不同產業之間的經濟關係，上下游的產業關聯比較強，而關聯程度強的產業，也較會帶動彼此發展。常見的耐久財包含家具以及家電等，都是一般認為與房地產密切聯繫的產品，因此研究也分別觀察耐久財與食物或衣服等非耐久財間的消費影響。        研究發現，房屋財富的變動與耐久財的消費沒有顯著關係，與非耐久財的結果相似。有人認為房地產可以帶動上游的砂石、鋼筋、玻璃、水泥，以及下游的家具、裝潢、以及房仲業等產業發展，但研究破解了這個迷思。連政府所整理的產業關聯程度表也顯示，房地產在整體產業關聯程度甚至比農業還低。陳南光推測，這或許是因為房地產的支出過於龐大，讓家戶在買完房子後，也少有餘力消費耐久財。        實際數據說明，房地產不易成為臺灣經濟的火車頭，而當房地產吸納大量資金，除了會排擠到其他產業的資金以及投資，也無益於消費，長久而言恐有損整體經濟。在期待政府打房的同時，或許民眾也可以調整一下「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不要一味相信房地產能夠帶來大量財富。 [1]取自信義房屋不動產企劃研究室，以成屋與中古屋的銷售價格為計算基礎。 [2]取自國泰建設與政大臺灣房地產研究中心，以新推建案的房價為計算基礎。

能源轉型是政府的核心政策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中程目標是在2025年讓臺灣核電歸零，燃煤發電逐步轉移為燃氣發電，並且將綠能提高至總能源消費的20%，我們有可能達到目標嗎？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以下稱「風險中心」）長期關注國內外能源議題，2017年開始統合政府公開的能源資料，並且回顧臺灣前一年度的能源使用情勢，至今已第三年。        由這三年的能源情勢變化，風險中心的博士後研究員趙家緯總結道，目前能源轉型的進度上，「綠能的蓬勃發展，抵不過節能方面的落後。」 檢核標的 進度 評析 住商節能 進度一致 2018年總冷氣時較2017年低，有助抑制住商用電。然2018年啟動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執行進度遲緩，不利住商電力消費零成長之轉型目標。 工業節能（含非能源消費） 進度落後 經濟部規畫，用於石化產品生產所需要的能源消費應不再增長，去年度卻大幅成長5%。針對耗能產業結構調整以及能源效率管理均需強化。 智慧電表 進度一致 裝設量已達標，但目前選擇時間電價的低壓與表燈用戶數僅達智慧電表安裝量之65%，且尚未完成通訊布建，未能充分發揮效應。 太陽光電 尚須努力 依據台電（2018），審查完成未簽約案件已達3.6GW，加速行政流程，可確保2019年太陽光電裝置量達到4.5GW、發電量達到56億度。 風力（陸域+離岸） 尚須努力 除離岸風力發展，經濟部亦規劃陸域風力發展2025年時應增加，但去年度陸域風力裝置量並未持續增長。 燃煤 進度落後 燃煤發電削減幅度不如預期，大型燃煤電廠發電量較台電原定規畫高6.5%，需研擬相關規範。 電動機車 進度一致 進度符合規畫，但於所有機車中，電動車占比僅有1.4%。 電動汽車 （小客車） 進度落後 新售小客車中，汽柴油車輛占比為97.6%，純電動車為0.16%。仍需跨部會合作，建構電動車推動所需環境。                                             (能源轉型進度檢核簡表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整理)        臺灣在綠能方面的成長確實可觀。太陽光電在2016至2018年三年間的成長幅度，就已經高於2009到2015的七年總成長；離岸風力的發展也出乎預期的好。相對的，臺灣整體的用電量成長在過去三年都大於1%，比原本預估的幅度來得高。依此趨勢，就算臺灣的再生能源超速成長，也無法有效降低燃煤發電，減少空氣汙染，或是有效讓核電歸零。        主要研究氣候與能源政策效率的趙家緯分析，這可以分為兩個層次探討：政策力道差別以及產業輔導積極度。        行政院針對再生能源，制定了太陽光電兩年計畫，推動離岸風機的建置等政策，並且在一年內開3到4次的行政院院會，積極追蹤再生能源發展。然而，在減少能源消費方面，政府則沒有對症下藥。        儘管國民每賺一塊錢所需耗費的能量確實有減少，顯示能源效率年年進步，但是進步幅度卻逐漸趨緩，至2018年只降低了1%。這一年，光是石化產業的大規模生產，就足以抵銷住商以及運輸等部門能源消耗的減少，將臺灣整體的能源消費量帶到史上最高點。趙家緯認為，減少能源消費最重要的，就是產業轉型，才能兼顧產業經濟以及永續發展。        這在我們迎接臺商回流之際就更顯重要了。根據官方統計，中心估算臺商回流後的用電，最高可能再增長1.8%左右，臺灣的環境負載能力是否足以因應？趙家緯認為，政府應該更加積極審查，輔導企業提升能源效率以及兌現綠能承諾。尤其臺灣許多大型企業都屬於耗能產業，政府更應積極引導鼓勵減碳。        而政府目前雖然針對個別企業有節能輔導，並且以社會責任鼓勵企業自願性的綠能承諾，但是這個做法顯得被動，對於企業的節能誘因也不足。德國政府在企業提出節能目標後，會主動稽核其合理性，並且對於達成目標的企業給予減稅或是補貼，或許是臺灣政府可以參考的做法。        整體而言，趙家緯還是對能源轉型相當有信心。英國與德國的經驗表明，短期間要提高綠能比例的可行性很高，中心期望此研究成果可以讓臺灣政府找出能源轉型進度的癥結點，並且戮力改善，以真正達成經濟和環境雙贏的目標。

     行政院將2019年訂為臺灣的「地方創生元年」，藉由引進日本行之有年的概念，來改善臺灣城鄉間人口與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陳東升研究發現，在社區營造過程中，地方居民互信互助比起等待補助更重要。        在〈地方社會公共實踐的外部結構與互動機制〉一文中，陳東升比較日本、英國與臺灣地方社會治理的結構與內涵，日本因為處境相似，尤其值得借鏡。為解決人口都會集中化及少子女化、地方產業衰退問題，日本設立地方創生大臣與地方創生事務局，推動故鄉稅、地域活化協力隊、地方大學活化、地方創生人才支援系統等計畫。        其中，故鄉稅作為地方創生的一環，陳東升特別指出其後遺症。故鄉稅是透過各地區提供回饋禮，爭取民眾對地方的支持，立意良善，然而各地求好心切，提出的計劃案往往遠高於地方所能負荷的，此種競爭機制反而造成原本就弱勢的偏鄉產生階級性。        如果日本的故鄉稅是將地方推到競爭激烈的市場中，那麼台灣過去的地方政策就是走向另一端：補助。從1980年代推動文建會主導的社區主體營造，2000年後的農村再生計畫，主要都以補助作為推動地方發展的燃料。        過去的政策面臨兩個狀況：一是當補助款用完，沒有自我生產能力的地方社群會斷炊而難以為繼；二是原先以部會為主的執行方式，會導致社區發展朝向單一議題耕耘。陳東升指出，缺乏整體規劃的情況下，各地需求難以滿足，民眾對於政策也傾向無感。「以地方居民的角度來看，無法想像每天得和不同部門打交道。」        在市場與補助之間，還能怎麼做，如何折衝彼此的發展需求？陳東升建議，競爭之前由政府補助進場，加強地方社會的基礎發展，諸如教育、文化、經濟和醫療等面向，「建立這些基本權益，就需要相當時間了，問題不是一天兩天造成，需要時間回復原本的狀態。」        更重要的是，當基礎的體質建立好之後，當地居民願意自發性的付出。揮別過去僅以補助連結社群關係，陳東升在〈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一文中提到，「強互惠」才是社群治理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在相互信任的社會，願意相信別人，並會傳遞資訊：我相信別人、我也是值得相信的。」        陳東升舉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部落「司馬庫斯」為例。原本族人各自開民宿，由於競爭激烈，族人間的關係開始惡化，部落借鑒過去部落的共享文化，建立如合作社的經濟分享體制，做法為納入所有民宿，由單一窗口接待客人，獲得的收益則透過合作社分配；此外，小孩的衣服食物教育和老人醫療需求，由共同累積的經濟資源來支持。        「司馬庫斯」共享文化的優點很多，包括避免部落對抗衝突、讓成員參與營運資源分配的決策、有效管控部落及環境的乘載量，同時保障部落成員基本生活。行有餘力，再進一步處理部落學校、友善農耕等整體性問題。        「資源匱乏的地方，若人人為己，補助杯水車薪，情況只會愈來愈糟，而在高度信任的社會，大家互助互利，可以創造出豐富的共享資源，「司馬庫斯」的成功改造，不就是最好的範例嗎？」陳東升語重心長地說。

 當每一位家長都在問：「孩子應該怎麼教？」顯示充滿焦慮、總覺得自己做不夠的家長成為現代社會的「新常態」；然而當前教養工具新穎而多元，為何教養孩子卻比從前更形困難？社會學能給我們什麼啟示？讓臺大教授藍佩嘉告訴你。       教養已經成為新興科學，三十年前常見的管教方法──使用水管、皮帶體罰孩子、訴諸警察權威恐嚇孩子，於今備受譴責。體罰與恫嚇孩子的家長，常常被貼上「懶惰」或「失職」的標籤。       親身走入這些家庭，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藍佩嘉看到的，不只是他人眼中失當的管教手段──她表示，向小孩講道理並非所有家長的本能，尤其從事體力勞動者，多不擅長口語表達；還有，生活中的財務困難會壓縮認知頻寬，使他們沒有時間與心力學習新的管教模式，因而一再複製從前受管教的糟糕經驗。       「描述家庭結構的細節，是要讀者理解，教養行為背後的家庭困境是什麼。忽視家長的困難、強制禁止他們體罰，只是剝奪管教工具，使他們不知所措。」       藍佩嘉運用社會學的視角，帶讀者看穿親職教養這枚透鏡，解構「小孩越來越難教」的教養謎團。《養育全球家庭》（暫譯，Raising Global Families），是她訪談57組台灣家庭、48組美國波士頓的華人移民家庭，於2018年7月出版的英文學術專書，專供美國大學課堂使用。今年（2019）此書中文版也將問世，藍佩嘉表示，中文版的定位，是讓台灣家長或一般公眾針對教養議題進行對話，書中將提供更多台灣家庭的教養細節，可讀性更高。       研究發現，當今社會中的「教養迷思」，正是跨國、跨階級的家長感覺「小孩越來越難教」的主因。       藍佩嘉舉例：「零體罰」的家庭守則，是用中產階級的眼光預設所有家庭都具備講道理的能力，將「無法與孩子溝通」歸咎為家長個人問題。此外，社會也有「正常家庭」的期待，期待所有孩子皆來自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且媽媽能夠全職照顧小孩。在這些論述下，不符標準的家庭有如危機四伏；社會中較弱勢的勞工階級、女性以及多元家庭，包括同志家庭、新移民家庭與單親家庭，往往因此受到壓迫。       高教育程度的中產階級，呈現出另一種教養迷思，他們認為自己永遠做得不夠，即使小孩越生越少、所投注的教養資源越來越多。藍佩嘉表示，中產階級傾向放大社會中的風險，例如：食品安全、在地競爭與全球競爭的風險……「當教養形成一門產業，中產階級的焦慮感，正好成為教養商品與課程的商機。教養專家及媒體合力動員家長的焦慮感，以此鼓勵消費。」無限的焦慮感又進一步激盪出過度保護子女的「直升機父母」。       藍佩嘉發現，1960-1979年間出生的台灣中產階級家長，時常表述「現在的小孩不適用上一輩管教方法」，但這些家長承認原生家庭的「舊」觀念，經常反射在教養實作中，這使他們陷入內在的矛盾與掙扎。       中產階級快速經歷了代間向上流動與文化劇烈變遷，因而產生認知衝突。藍佩嘉解釋：「傳統上認為孩子應該要聽話，現代社會卻鼓勵他有獨立意見，能挑戰權威，發展民主平等的關係。台灣的社會變遷因壓縮在短時間內，促使不一樣的價值同時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這是『壓縮現代性』的特徵。」這些價值衝突也增加了教養的不確定性。       藍佩嘉細數家長的焦慮感與不確定感，目的是修正傳統社會學的假定：教養是複製階級優勢的理性策略。她進一步提出全球保安策略（Global Security Strategy）一詞，說明各種教養策略其實是家長在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企圖降低孩子生長風險的辦法。       新自由主義之下，家長的保安策略趨向個人化──媽媽選擇退出職場全職照顧孩子，或讓孩子就讀私立學校，甚至移民。個人化的保安策略，倚靠的是階級特權，當家長以提升競爭力為由送孩子至私校就讀，其實間接導致公立學校的萎縮，再次強化階級不平等。       藍佩嘉指出，有家長擔憂食安問題，自製便當取代學校營養午餐，這樣的保安策略僅能獨善其家，而公共化的保安策略是擔任志工或委員，改善學校的營養午餐，造福所有小孩，尤其幫助到父母時間有限的孩子。如此才能夠釜底抽薪，改革整體社會結構，改善父母普遍存在的問題。       教養焦慮，不僅讓家庭、社會承載著心理疾病、自殺率抬升的危機，也是台灣少子化現象的一個原因。       藍佩嘉認為，要減少家長的教養焦慮，絕非給予一體適用的套裝知識或標準答案，應依不同的家庭狀況進行培力。父母不需自我苛責，「每個家庭只要在現有條件上找到符合小孩個性和發展樣態的方式，就是夠好的，夠好的就是最好的。」

文／周妤靜        2018年公投綁九合一選舉結果，婚姻平權及東奧正名等公投案在票數上面臨壓倒性挫敗，有人說非戰之罪，有人說這是臺灣公民給予社會運動的一次重擊，那麼社運團體該為前景悲觀嗎？該如何重新站起來？        長期研究社會運動的臺大社會系副教授范雲表示，社運團體要積極進行草根工作，遊說一般大眾，只要繼續奮鬥，仍大有機會在下個階段取得勝利。她也鼓勵對公投結果感到灰心的公民，根據歷史脈絡理解台灣的政治結構、對照他國的民主演化。「也許就不會這麼沮喪。」            范雲於2018年出版的專書：Social Movements During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Linking Activists to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便提供了這樣的結構式分析。但除了分析政治結構，范雲更將研究核心聚焦在運動者本身──探討台灣民主轉型過程（1980-2000）中，婦女、勞工與環境運動者的生命傳記。        上述範疇的設定，是為了解答社運在同一時期展露不同面貌的原因。書中表示「選舉制度」等政治機會結構僅是影響社會運動的元素之一，運動者的角色及組織成員的特質，也會影響該運動的組織劇碼（organizational repertoire）。書中舉例：台灣政治轉型期間，婦女運動者為中上階級的比例偏高，教育程度亦高，但政治化的程度低，與環境運動及勞工運動的組成結構明顯不同。因此婦女運動與後者的運動方向大相逕庭，走出獨立於政黨之外的運動路線。        過去的社會運動理論鮮少側重在運動者本身；范雲延伸過往的研究成果，找到微觀層次的切入點，藉此細緻地描繪出社會運動與政治環境的互動過程，指出影響社會運動的關鍵機制。        將研究背景選在台灣邁入民主化（1980-2000）的期間，也有助於反映政治變遷下，社運團體迥異的行動路線與政治抉擇。范雲表示，今日的社運軌跡和政治風格，是由當時延續而來。        她舉例說：台灣兩大政黨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於主權論述及兩岸議題，這會壓迫到其他社會議題的發展空間。尤其當公投結合大選時，政黨為了守住選情，便不敢針對社會議題提出明確主張；或考量到選民特性，政黨會與特定倡議團體結盟，共同為公投議題進行遊說以爭取選票。        政黨與倡議團體的結盟，造成不同公投案在人力及財力上的懸殊差距，其差距又將影響議題在公民社會中的擴散性與說服力。        不過范雲認為，公共議題一旦進入公投程序，便表示該議題在公民社會中具有影響力，也代表社運有了一定的成果。她指出，2018公投的癥結點，仍在於公投法規的改革──「公投應奠基在更有水平的政策討論上，且未必要與大選同時進行。最重要的是，降低金錢與資源在公投過程中的影響力。」        公投鳥籠打開後，公民社會還需要時間適應籠外的生活，但這樣的政治實踐仍有助於推進台灣民主。范雲持續進行社會研究，亦是為了發掘更貼近民主理想的政治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