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妤靜
應思聰（林哲熹飾）摀起耳朵、齜牙裂嘴，他無法分辨耳邊嘲諷他的聲音是現實還是幻覺。然而這些幻覺逼著他向姊姊（曾沛慈飾）揮刀，那次雖沒傷人，警察與醫護人員卻因此將應思聰扛上擔架送至醫院。這是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劇情，也是許多人生命裡的真實場景。
臺大社工系教授吳慧菁指出，精神病患有權拒絕求診，但在公共安全的考量下，仍可能被強制就醫。患者在緊急安置的五天之內，會交由兩位精神科醫師鑑定其是否屬於「嚴重病人」（註1）、是否有「自傷傷人的疑慮」（註2），藉此判斷有無強制住院治療的必要。
「我想回家……」上述戲中被判定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向家人要求著。被迫離開熟悉的環境、人身自由受到醫院限制，若又無病識感，患者往往抗拒就醫與住院。
在臺灣，精障者有說不的權利。2007 年修訂的「精神衛生法」第四十一條（註3）指出，病患若拒絕住院或無法表達住院治療的意願，「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審查會」便須做進一步審查，以此避免醫療機構過於專斷，忽視精障者的基本人權。
吳慧菁說，審查會由七種不同專業的成員所組成，包括：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士。委員需根據醫院提供的診斷書、病患自訴書與犯罪紀錄等資料，判斷病患是否符合「嚴重病人」、「自傷傷人之虞」兩項標準，並表決決定是否強制病患住院治療。
然而落實患者的自主權與醫療人權，仍是現實中難題。
2012年，吳慧菁協同三位研究者共同發表《「精神疾病強制鑑定審查會」運作之探討：以社工委員為例》，深入訪談23名曾參與審查會的社工委員，以他們的角度說明促進嚴重精神疾病患者就醫及自主性所遇到的難題，希望藉此向審查會建言。
難題一：無法同時符合「嚴重病人」以及「自傷傷人之虞」標準的個案
社工委員表示，有自傷傷人的可能，不見得是因為精神疾病，更可能因酗酒習慣或人格特質而導致暴力行為。另一種情形是患者本身不會傷人，卻因精神混亂造成潛在風險，社工委員舉例：患者若不斷燒香，他的行為的確可能造成火災等間接性的傷害。受訪的社工委員說，依據審查經驗，患者很難同時符合兩種標準，這也是審查過程中最常遇到的爭議。
難題二：缺乏支持系統的個案
社工在專業訓練之下，不僅僅關切病患本人的狀況，也會將病患的生活環境、家人等支持系統納入考量。若病患沒有照顧者，可能形成潛在的公共風險，強制住院就成為患者進入醫療系統前的緩衝措施。若觀察到照顧者有極大的喘息需求，社工委員有時也會支持病患住院治療。
難題三：自我表達能力有限的個案
僅參考醫療機構提供的書面資料，難以見到患者的全貌。吳慧菁教授解釋，患者發病的原因是有脈絡的，可能與生活環境的改變有關，或與照顧者起衝突、工作壓力大等因素有關，然而書面資料很難清楚呈現這些細節，再加上緊急安置期間不得超過五天，時間壓力下也導致醫療機構提供的資料不全。此外，患者雖能自行撰寫自訴書，卻因論述能力涉及教育程度或當下的精神狀態，難以成為有力證據。
研究指出，依臺灣現況，維護社區及大眾安全的需求，遠比維護個人自決權來得重要。這樣的社會氛圍，也是社工委員無法支持「病人自主」、面臨專業價值衝突與拉扯的原因。
在公共衛生領域中，限制少數人的權利以顧全多數人的利益才是主流，社工爭取患者自決權的立場，在審查會上顯得弱勢。這兩種立場無關是非對錯，但在審查會中鼓勵多元思考方向、包容不同可能性，才是提倡醫療人權的正確方向。
吳慧菁表示，從前警方會將發病的病人上銬送入醫院，直到近年不僅成立審查會，審查委員還能參考書面資料以外的管道，例如與病患通話、視訊，藉此了解病人的狀況，「其實是有在進步」。但她指出，視訊過程中，只有委員單方面觀察病患，病患看不到委員的現狀，不盡平等，有待改善。
現況下，參與審查會的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仍以家屬為代表，吳慧菁期待精障者未來自組團體參加，讓審查會不僅有專家或支持團體的論述，病友們也能為自己的社群發聲。當然這一切工作推動，仍需要社會大眾支持，對於精障者人權的關心，不應短暫停留在《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劇情裡。
註1：嚴重病人係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精神衛生法第3 條第4 款）。
註2：根據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表示，自傷傷人樣態太多，無法一一列示，訂定一致的法規標準有困難。
註3：經兩位以上之專科醫師診斷需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如果嚴重病人拒絕或無法表達其針對強制鑑定結果之意見時，得以檢附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向強制鑑定審查會申請強制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