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將2019年訂為臺灣的「地方創生元年」，藉由引進日本行之有年的概念，來改善臺灣城鄉間人口與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陳東升研究發現，在社區營造過程中，地方居民互信互助比起等待補助更重要。
在〈地方社會公共實踐的外部結構與互動機制〉一文中，陳東升比較日本、英國與臺灣地方社會治理的結構與內涵，日本因為處境相似，尤其值得借鏡。為解決人口都會集中化及少子女化、地方產業衰退問題，日本設立地方創生大臣與地方創生事務局，推動故鄉稅、地域活化協力隊、地方大學活化、地方創生人才支援系統等計畫。
其中，故鄉稅作為地方創生的一環，陳東升特別指出其後遺症。故鄉稅是透過各地區提供回饋禮，爭取民眾對地方的支持，立意良善，然而各地求好心切，提出的計劃案往往遠高於地方所能負荷的，此種競爭機制反而造成原本就弱勢的偏鄉產生階級性。
如果日本的故鄉稅是將地方推到競爭激烈的市場中，那麼台灣過去的地方政策就是走向另一端：補助。從1980年代推動文建會主導的社區主體營造，2000年後的農村再生計畫，主要都以補助作為推動地方發展的燃料。
過去的政策面臨兩個狀況：一是當補助款用完，沒有自我生產能力的地方社群會斷炊而難以為繼；二是原先以部會為主的執行方式，會導致社區發展朝向單一議題耕耘。陳東升指出，缺乏整體規劃的情況下，各地需求難以滿足，民眾對於政策也傾向無感。「以地方居民的角度來看，無法想像每天得和不同部門打交道。」
在市場與補助之間，還能怎麼做，如何折衝彼此的發展需求？陳東升建議，競爭之前由政府補助進場，加強地方社會的基礎發展，諸如教育、文化、經濟和醫療等面向，「建立這些基本權益，就需要相當時間了，問題不是一天兩天造成，需要時間回復原本的狀態。」
更重要的是，當基礎的體質建立好之後，當地居民願意自發性的付出。揮別過去僅以補助連結社群關係，陳東升在〈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一文中提到，「強互惠」才是社群治理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在相互信任的社會，願意相信別人，並會傳遞資訊：我相信別人、我也是值得相信的。」
陳東升舉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部落「司馬庫斯」為例。原本族人各自開民宿，由於競爭激烈，族人間的關係開始惡化，部落借鑒過去部落的共享文化，建立如合作社的經濟分享體制，做法為納入所有民宿，由單一窗口接待客人，獲得的收益則透過合作社分配；此外，小孩的衣服食物教育和老人醫療需求，由共同累積的經濟資源來支持。
「司馬庫斯」共享文化的優點很多，包括避免部落對抗衝突、讓成員參與營運資源分配的決策、有效管控部落及環境的乘載量，同時保障部落成員基本生活。行有餘力，再進一步處理部落學校、友善農耕等整體性問題。
「資源匱乏的地方，若人人為己，補助杯水車薪，情況只會愈來愈糟，而在高度信任的社會，大家互助互利，可以創造出豐富的共享資源，「司馬庫斯」的成功改造，不就是最好的範例嗎？」陳東升語重心長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