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新聞報導的社會價值，探索網路媒體的傳播力量
從字面上來看，新聞是指最新發生的事件或是先前未 知的訊息。在網路還未發達的時代，人們只能依賴報 章或電視媒體掌握世界上發生的大小事。自從網路媒 體盛行以及公民記者的加入，新聞工作者們固然面臨 爭取「獨家」的困難，另一方面卻更凸顯其專業的價 值與重要性。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新聞從業人員，不 僅要即時掌握最新消息，更重要的是能深入剖析事件 背後，隱藏的意義與真相，為社會大眾帶來全新的領 悟與宏觀的視野。
臺大新聞研究所自成立以來，一直期許能培養具有新聞 傳播專業實踐能力的人才，教學上不僅重視傳播理論和 研究方法的核心課程，更強調將實務訓練融入學生的學 習歷程。為了達到此目標，全體教授團隊更身體力行， 從傳播理論與專業倫理的角度，檢視國內外媒體的新聞 報導，關注新興媒體的應用與影響，期望從全方位的觀 點，理解傳播研究領域與傳播事業的發展。
從新聞看世界，從報導看媒體
「半島電視臺」如何看待恐怖主義？
對於絕大多數臺灣人來說，「恐怖主義」似乎是很遙遠的事。直到2015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聯手多國打擊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簡稱IS），臺灣名列盟友之一；隨後伊斯蘭國點名反恐國家，中華民國國旗也出現在其宣傳影片，此時臺灣民眾可能第一次覺得恐怖主義與自己有關。身為國際村的一員，臺灣有必要深入了解有關「恐怖主義」的起源及影響。這時，媒體既是人們觀望世界的窗，也是即時掌握全球脈動的重要管道。了解媒體如何看待以及報導恐怖主義，不僅有助於對新聞事件的理解，也能因新聞傳播的專業視角帶來啟發。
臺大新聞所教授林照真以「半島電視臺」為對象，透過深度訪談與田野研究，取得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研究發現，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社會對恐怖份子有截然不同的認定標準，雖然「半島」與路透社、BBC等國際媒體一樣，注意避免使用「恐怖份子」一詞，而是改用可以具體描述的字眼，如：「炸彈客」（bomber）、「攻擊者」（ attacker） 、「持槍者」（ gunman ） 、「綁架者」（kidnapper）、「暴動者」（insurgent）、「好戰份子」（militant）等。被西方視為恐怖主義組織的哈瑪斯（Hamas）；「半島」的報導則賦予正面或中性的形象。此外，研究從新聞看世界，從報導看媒體「半島電視臺」如何看待恐怖主義？也發現，許多阿拉伯世界的記者不但報導恐怖主義，本身也經常面對恐怖主義的威脅。正因為與西方媒體的處境不同，對於該議題的尺度拿捏，自然與西方記者不一樣。
儘管如此，「半島」在忠於報導的同時，也意識到媒體與恐怖主義間容易陷入一種弔詭現象 — 亦即：恐怖主義可能透過媒體壯大聲勢，經報導後的行為又繼續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新聞學研究，2017）
假新聞如何影響臺灣選舉？
自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發生假新聞事件後，假新聞議題即刻引發全球學界高度關注。雖然同年初臺灣舉辦總統大選時，社會上並未出現假新聞議題。到了2018 年九合一選舉，執政當局開始注意假新聞可能影響選舉，除了呼籲大眾謹慎提防外，司法檢警單位也嚴陣以待，甚至展開實際偵辦。
有鑑於臺灣這次九合一選舉的假新聞案例層出不窮，林照真教授特別針對2018選舉的假新聞類型與現象加以分析，尤其是相關網站與社群媒體的新聞動向。結果發現， 2016年美國大選新聞歸納出的「假命題」、「真圖假文」、「仿新聞媒體網站」都在2018臺灣的選舉中出現。不論是社群平臺、仿新聞網站、中國大陸媒體，甚至是臺灣的主流媒體，不但本身是假新聞的來源，更因不同媒體之間的聚合效應, 擴大假新聞的傳播範圍。針對這樣的現象，林照真教授特別呼籲，假新聞可能對臺灣的民主社會造成傷害，假新聞現象已提示很多研究課題，有待學界努力。（新聞學研究，2020）
媒體如何報導中國擴大抓捕維權律師事件？
2015 年7 月9 日起，中國當局突然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超過三百位維權律師、民間人士及其親屬，外界稱為「709大抓捕」、「709事件」或「709案」。這些維權律師以維護人民的自由權與公民權為職志，除了協助一般民眾因民事糾紛引起的行政或司法訴訟，也支援政治異議者在司法訴訟時能行使基本辯護權利。雖然訴訟過程已經盡可能降低政治因素，但不可避免地中國的維權律師仍被視為一種危險行業。
維權律師的形象原來是維護民眾權益、受人尊敬的正義律師。709案發生後，中共官方與親中媒體卻將其負面化為違法亂紀、危害國安的罪犯；自由社會媒體則多指此為政治打壓事件，聲援這些令人敬佩的人權捍衛者。在這樣的論戰中，兩派媒體運用不同元素，以自己偏好的方式描述事件中的角色和活動，藉此影響大眾的態度與想法。為了比較立場兩極的媒體如何報導此案，並從學理的角度解釋其帶來的啟發，臺大新聞所教授張錦華特別針對中、港、臺以及英、美等地11家媒體的報導內容深入剖析。
研究發現，709案的相關報導可大致分為「偏（中共）官方」、「偏律師」和「迴避型」三種類型。在拘捕行動爆發之初，「偏律師」媒體先批判其司法的正當性；隨著抓捕與審訊時間拖長，開始不斷質疑中共秘密監禁以及背後可能涉及的酷刑問題。「偏官方」媒體一開始就晚三天才報導此案，多以未審先判的方式汙名化被關押的律師；至於「迴避型」媒體對此案的報導總量和篇幅都很少，在人權及司法程序正義的議題上也多沈默以對，無法發揮媒體監督的功能與責任。從此結果來看，張教授認為，媒體在政治論述上只要求多元發聲或多元論述是不夠的，而是應該針對議題存在的現象與事實本身進行深入討論。比如說，709案的事件顯然涉及到司法公正性和人權保障，報導時應該進一步探討相關論述在這些議題的意涵，才不會流於各說各話。雖然媒體在經營上或許有其考量跟立場，但從專業倫理來看，媒體應該平等看待不同意見的族群，提供異議者表達的空間，而不是將其完全排除、封鎖在外，方能促進社會民主的發展。（傳播、文化與政治，2020）
網路媒體的發展、挑戰與影響
360°全景攝影如何應用於新聞報導？
無論是報章雜誌或電視媒體，人們往往須依賴記者的敘事方式與攝影技巧，才能了解新聞現場發生的事件經過。隨著科技不斷革新，新聞記者手上，已有更多傳播工具可以報導事實，360°全景攝影就是其一例。若想要開展新聞故事的空間背景，就必須藉用360全景攝影科技。也因此，全球新聞界開始思考，如何將實境拍攝的360°全景攝影應用到新聞報導，包括著名的《紐約時報》、《衛報》、CNN、BBC 等媒體紛紛推出360°新聞作品；360全景攝影由於器材愈來愈便宜，體積小可放入口袋，也有媒體要求記者身上都要有一支360攝影機。在臺灣，有關的360°新聞創作非常有限，只有《蘋果日報》曾經推出相關的新聞作品。
事實上，新聞報導採用360°全景攝影，除了帶給閱聽大眾新的視覺感受外，更重要的是能夠讓人了解傳統科技無法提供的新聞事實。尤其像是一般人難以接觸的地點與場景，如：無通路、距離遠、危險或有戰爭的地方、極端氣候區、海洋深度、外太空等；或是大型抗議、群眾活動、祭典等場合，都很適合用360°全景攝影來呈現。目前全球許多平臺已可看到360°新聞作品，但是臺灣的360°全景攝影如何應用於新聞報導？媒體對於這方面技術的應用卻顯得消極。為了解在地的觀點，林照真教授深入分析《蘋果日報》在360°作品的敘事手法，並訪問曾有拍攝經驗的工作者與修課學生。結果發現，360°全景攝影確實可以補充傳統新聞缺乏的觀眾沉浸效果。不過可能因為記者已經習慣傳統的報導方式，在360°全景攝影時，仍多利用字幕與旁白描述整個事件，忽略可將主導權交給觀眾，讓觀眾自己去感受的特性。此外，360°全景攝影沒有取角問題，觀眾可以看到360 度內不同的新聞現場場景，可以呈現新聞事件的全貌。
雖然如此，林教授也指出，利用360°全景攝影製作新聞作品也有新的問題出現。比如說，一般記者在採訪新聞時會有清楚的身分標誌，在現場也會盡量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強調自己是客觀的第三者；但是在360°全景攝影中記者無法出鏡，為了不想在畫面凸顯自己，必須設法隱藏自己的身分，跟傳統的採訪方式有很大的差別。由此可知，當傳播科技不斷推陳出新，不僅影響新聞內容的產製；從業人員的專業技能與角色也必須有所改變，才能跟得上時代的腳步。（中華傳播學刊，2019）
網路媒體如何形塑公眾群體的產生？
隨著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人們已經習慣用手機或其他行動裝置傳布、接收各種訊息。於是，許多在「實體」場域發生的事情逐漸轉向「虛擬」，「線下」活動也改由「線上」取代。這樣的趨勢也為有關公眾或公共的學術理論帶來挑戰。當德國的哲學家Jürgen Habermas在1960年代發表著名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相關論述時，可能沒有料想到半個世紀後，這項理論會隨著網路的興起重新被檢視。
所謂「公共領域」，是由個人聚在一起彼此討論社會問題與需求，藉此影響政治的行動。雖然出於個人行為，但因為這群人往往透過公開方式進行正反意見的辯論，因此可被視為「公眾」。過去大家主要利用大眾媒體或是會議、刊物的方式溝通、交流；現在則因為網路與社群媒體盛行，越來越多人習慣透過線上的方式公開討論社會議題。雖然公共領域理論至今已被各種學科廣泛應用，但以目前的傳播環境與結構來看，有必要解釋該理論在網路環境的應用。尤其近幾年在歐美出現許多右翼運動，相關人士利用社群媒體表達自己的信念與訊息，甚至是招募或攻擊異議者，這樣的發展也為公共領域理論帶來挑戰。
有鑑於此， 臺大新聞所助理教授劉好迪（Adrian Rauchfleisch）研究團隊從傳播學的角度探討公共領域理論中參與者的溝通模式，並以右翼運動為例，深入分析網路如何影響反政府組織的形成及激進化發展。在過去公共理論的相關論述中，除了「公眾」（publics）之外，還有「對抗性公眾」（counterpublics）的存在。這些對抗性公眾屬於非主流群體，往往利用社交媒體自由發聲與連結。根據劉好迪教授團隊剖析，這些對抗性公眾在右翼運動興起的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甚至最後很可能也變成公眾或反過來影響右翼的反對派。他們的功能、目標會隨著溝通種類而有不同 — 在內部導向溝通方面，主要功能為「身分形成」（identity formation），訊息傳播多以訓練以及跨國連結為目標，問題是容易變得過於激進；在外部導向溝通方面，主要功能為「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目標在於擴展公共領域、找尋或招募盟友，問題則是容易走向極端。
此外，在該研究中，劉好迪教授團隊也以極右翼的Stormfront論壇和Generation Identity（德文：Identitäre Bewegung）為例，提出極端主義惡性循環的概念。首先，對抗性公眾會拋出一些議題希望獲得主流公共領域或政府當局回應；由於發布的訊息必須夠強才能喚起注意，因此常以另類媒體的方式進行。當媒體注意到這些訊息後，可能會加以放大，而且若議題越偏極端，媒體越可能放大這些訊息內容。這個時候如果政府當局有所回應，則過程停止；然而，如果對抗性公眾無法獲得回應，則可能會採用更激進的方式強化集體認同，甚至導致極端言論或手段產生。這麼做也許能引發更多媒體關注，並增強反政府勢力，但是卻讓這些訴求更無法融入主流或是獲得政府當局的回應。如此下去，形成極端主義的惡性循環。（Javnost - The Public，2019）
除了理論探索， 劉好迪教授團隊也實際觀察YouTube 德語平臺上的極右派社群如何形成，特別是三個新社群： Pegida 、Identitarian movement、AfD的用戶行為。儘管這些社群各自有不同的焦點與訴求 — 比如說，Pegida強調保護德國及歐洲社會的猶太教與基督教文化；Identitarian movement主張歐洲人和具歐洲血統的人民有權享有僅屬於他們的文化和領土；AfD關注歐洲一體化的議題，反對歐盟實行單一貨幣政策。但深入分析社群上相關討論內容後發現，三者共同的話題都圍繞在難民危機及其引發的相關問題；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社群彼此的關係也變得越來越密集與集中。此外，研究團隊也發現，相較於已經存在幾十年的極右派政黨（如：德國國家民主黨NPD），這些新崛起的政黨（如：德國另類選擇AfD）不僅專注於外部導向的溝通方式，也非常重視內部導向的溝通—換言之，這些政黨十分強調身分認同，以凸顯其與左派政黨之間的區隔。（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2020）雖然這項研究是以德國的社群為例，但由於極右派的訴求往往與該國對外關係相關，這些勢力的興衰也牽動著區域及全球局勢的發展。
媒體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大家早已習慣透過媒體認識世界。臺大新聞所教授團隊致力於建立一個自由多元、健全開放的媒體環境與公眾傳播模式，讓人人都有知道真相的機會，也能善加掌握為自己發聲的權利，以帶動整體社會的均衡發展。這樣的精神及使命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11項「促進城市與居住環境的安全性、包容性以及永續性」一致，也與第16項「建立和平、正義、強健的社會，為所有人提供訴諸司法的機會，並在各級建立有效、負責、包容的機構」的目標相近。綜言之，傳播媒體為社會帶來的影響是全面而深遠的，唯有確保相關工作者獲得良好的專業培訓，才能透過媒體之手推動公民社會的進步。
新聞所主要研究領域
多元文化與傳播；網路政治傳播；健康傳播；新聞傳播史；假新聞研究；社群媒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