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持創新國家發展精神，追求社會轉型的價值與貢獻

「國家發展」，顧名思義，將涉及一國未來發展策略計畫的各項事務。舉凡促進經濟與產業發展、建立法治制度、提升政府治理績效、規劃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掌握人力資源變動等，都與國家發展相關。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國家發展尤其強調科技整合，透過不同學科相互交流、整合，有利於跨越各議題或各領域之間的藩籬，帶動國家朝向均衡、創新的目標前進。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團隊深知科技整合的重要性，鼓勵不同學科之間相互合作，也強調理論與實務必須兼顧，尤其針對當代臺灣暨中國大陸面臨之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議題，主張重視政策取向的研究內容。此外，在議題剖析的部分，研究團隊往往從「轉型」的觀點切入，以凸顯時局變化以及因應方式，期許研究成果能為國家發展的未來性與永續性帶來實用的參考價值。

臺灣能源政策的轉型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是全球一致努力的方向， 不僅政府部門、私人企業紛紛表示支持， 學術界也相當重視。根據英國Digital Science公司針對近五年全球論文的分析，在SDGs的17項目標中，第7項目標─可負擔的乾淨能源（affordable and clean energy）相關論文數最多，可見該目標也是許多科學研究者非常重視的一項。

雖然學界非常重視乾淨能源科技的開發，但要落實創新技術的應用必須仰賴政府的支持及政策的推行。擔任臺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周桂田教授長期關心臺灣能源轉型議題，深刻體認到政府扮演的關鍵性角色。為了比較不同國家的發展情形，周桂田教授帶領團隊從政府規範與法令的角度檢視臺灣與日本的能源政策，特別是這些政策是否符合SDGs中的第7項目標。透過文本分析， 研究團隊首先確認能源管理原則與能源正義息息相關。尤其對於施政者來說，能源的轉型不僅只是應用新的能源科技，更重要的是顧及社會不同族群使用能源的權利，因此在能源轉型的過渡期，必須將環境保護、公平競爭、穩定供應、能源民主等概念納入國家能源發展政策。以臺灣為例，有關能源供給的規定最為完善，針對電力備用容量訂有相關管理條例；但在公平競爭與環境保護方面則顯得薄弱，不僅缺乏電力企業方面的改革，也未實行碳交易或徵收稅金；至於能源民主部分，因社會參與能源政策甚至擁有自給能源的現象尚未普及，發展較不成熟。從實務面來看，與電力行業相關的法律或可作為國家能源轉型的工具；比如說，政府可直接透過法律規範鼓勵電力供應的公平競爭， 以增強穩定的電力來源，促使國家朝向SDG 7的目標邁進。（Energies, 2020）

能源是全球各界關心的重要議題，對臺灣來說，更是影響國家經濟命脈的關鍵。不論從基礎研究到創新技術，臺灣在電子產業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也以此締造國人引以為傲的經濟奇蹟。然而談到電子業，一般人往往忽略它其實是最消耗能源的產業之一。根據周桂田教授團隊分析，石化和電子產業是臺灣碳排放量和電力消耗的主要來源，分別占27.1％與31.6％的比例。而臺灣目前採用高碳排放量的發電方式，減碳策略又多屬被動，除非能立即進行能源轉型，否則將阻礙電子產業的發展。

在非核家園的目標下，政府雖然已知減少燃煤和火力發電，同時增加再生能源的比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大的挑戰在於執行速度太慢。因此周桂田教授團隊認為，除了能源需要轉型，臺灣的產業結構也需要轉型，並且推動節省能源政策。特別是產業轉型的部分，政府必須認清臺灣的電子與石化產業都屬於碳排放量高、耗電量大的產業，如果整體目標是減碳，則可能出現兩種產業彼此競爭可排放量的現象，甚至限制雙方未來發展空間。因此，有必要鼓勵產業積極轉型，才能從根本解決高排放量、高耗電量以及能源消耗的問題。(Sustainability, 2019a）

除了關注臺灣當前面臨的能源問題外，周桂田教授團隊也持續追蹤與能源議題相關的「無尾港水鳥保護區」治理問題。無尾港位於宜蘭蘇澳，1981年曾被臺電申請為蘇澳火力發電廠預定地。為了維護當地獨特的野生動物與環境，宜蘭縣政府主動提報申請保護。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於1993 年正式成為全臺第一個水鳥保護區，是臺灣主要的雁鴨渡冬驛站之一。雖然在這場能源與環境的拉鋸中，大自然似乎成為勝利的一方，但是成立保護區後，後續的治理才是真正的考驗。

周桂田教授團隊以無尾港水鳥保護區為例，評估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PPGIS）對保護區治理品質的影響。所謂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是讓一般民眾也能利用地理資訊系統或其他空間資訊方法與技術參與公共事務，如：社區的環境規劃、產業發展、自然資源治理等議題；而研究團隊著重的治理品質則涵蓋包容性、尊重、能力、願景、責任以及公平性等概念。調查結果顯示，整體而言PPGIS有助於增進對野生動物保護區的保護，並降低治理的成本。具體的效益包括：協助調查當地的環境資料與數據；加強監測過程與設計，提高專業知識；促進利益關係人對濕地及談判內容的了解；提高民眾參與庇護管理的能力和程度；調整保護區計畫的願景與範圍；重新安排人力分工；協助當地社區成為保護區的合作夥伴。（Sustainability, 2019b）

中國政治體制的轉型

1970年代末中國推行經濟體制轉型，由原本 的計劃經濟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上 對外開放政策吸引眾多海外企業與國際資本 湧入，使得中國出現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 經濟的蓬勃發展也為中國官僚結構帶來一定 的衝擊與變化，特別是對於與勞動力市場相 關的政策體系來說，如何應對國家經濟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的趨勢，無疑是一項新的挑戰。而為了因應改革開放的需要，中國政府除了建立新的官僚機構外，同時也要求既有的行政單位進行調整。經歷這些變化，每個官僚機構的決策權或多或少都獲得重整，甚至因為引入新的機制而變得複雜。

為深入了解中國現有的官僚機構如何因應局勢變化，臺大國發所副教授周嘉辰與其團隊特別以2008年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為例，分析相關單位如何在轉型過程中設法適應新的法規，並重建其治理地位的情況。研究團隊認為，選擇勞動合同法為研究對象主要有兩方面意義：首先，該法與勞工雇傭密切相關，而與勞工有關的官僚機構行為往往能在社會上引起廣泛注意；其次，勞動合同法是若干能取得社會評論意見的法案之一，雖然部分內容只是摘要，不過仍有助於了解社會對相關議題的反應。

根據周嘉辰教授團隊的觀察，中國與勞動相關的官僚機構大致上面臨兩項挑戰：第一，市場化的壓力迫使其轉移原有功能，甚至削減機構保障社會與勞工的能力；第二，公眾參與機制的引入也影響這些機構的自身利益，尤其當立法過程趨於透明，必定會施政者帶來相當程度的壓力。不過即便如此，研究團隊也發現這些官僚機構仍會嘗試透過一些方式重拾失去的權力 — 例如：強調其在立法過程中會盡力保護勞工權益；在法案評論期過後繼續動員勞工支持並加入新的規則。由此可知，開門立法雖然改變傳統，卻未必為官僚機構帶來負面影響，關心中國政治的研究者應該持續觀察行政機構在政策制定與施行過程中的反應與對策。（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17）

一般人也許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威權政體，與參與制度的距離似乎很遠。但從上述的研究來看，中國的立法過程已逐漸加入公眾參與。事實上，威權體制國家為了維繫政權的穩定，其內部仍可能建立具有民主形式的制度，如：政黨、半競爭性的選舉等。在過去的研究中，許多學者往往聚焦於威權制度對於菁英人士的影響，而周嘉辰教授團隊則從一般民眾的角度出發，透過對其參與經驗的分析，探究形式上民主制度的設立是否會影響個人對於威權體制的態度。研究結果發現，中國的民眾主要透過農村村民委員會或城市居民委員會參與選舉，當民眾有這些投票經驗時，對現有的政治體制有更支持、更正面的看法；而且這樣的效應會直接反應在對中央政府的態度上 — 亦即對中央政府的治理績效較滿意。換言之，中國的基層投票制度直接受益者為中央政府，這種名義上的民主制度反而有助於鞏固威權體制。（政治學報，2018）

中國人口地貌的轉變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不僅影響政治體制，也為其城鄉地貌帶來改變，特別是人口分布的情形。對於城市來說，經濟發展可能帶來大量就業人口，引發物價與房價上漲的問題；對於鄉村來說，則可能必須面臨青壯族群的流失與人口老化的危機。從施政者的角度來看，能準確掌握實際的城鄉人口分布情形非常重要，不僅影響全國資源的配置，也關係著城鄉發展政策。雖然政府可利用戶政或就業資料掌握一國人口分布情形，但未必能即時監測相關的經濟活動。相較之下，利用夜間燈光分布的資訊則可為城市化與社會經濟變遷帶來不同的研究視角。

過去已有研究者利用傳統的迴歸模型分析夜間燈光和人口密度之間的非空間關係；而周嘉辰教授團隊則利用地理加權迴歸（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簡稱GWR）的方法探究中國城鄉人口密度與夜間燈光的空間變化情形。然而，採用夜間照明數據估算人口密度時，必須注意農村因為電力基礎設施本來就有限，在統計上容易出現無法解釋的負值。為避免這樣的情形，周嘉辰教授團隊透過修正後的GWR指標作為測量工具（adaptive non-negative GWR，簡稱ANNGWR），這項指標的好處是能夠解決前述出現負值的問題，也可以改善原來可能嚴重高估西部邊界城市人口密度的情況。研究結果發現，與線性迴歸以及原始GWR相比，ANNGWR的結果更為優化，在應用夜間燈光估算區域人口密度的空間格局時，可作為有效的指標。除了估算方法上的貢獻外，研究團隊也發現在比較2004、2007、2010以及2013年的資料後，可觀察到部分地區如：新疆、蒙古、西藏、青海、甘肅和四川人口有一定的流失情況；反觀北京以及河北地區的人口則有明顯增長；其他人口密度高的地方還包括上海、天津、深圳和廣州。這樣的發現雖然不令人意外，但也證明ANNGWR模型確實能用來估算地區人口分布的情況。（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2019）

亞洲國族認同的轉型

國族認同是人民對於國家或民族的歸屬感或認同感，通常是以獨特的傳統、文化、語言和政治為依歸。國族認同也可以是多個群體分享同一國族的主觀感覺，即使這些群體在法律上分屬不同國家，仍有可能對同一個文化背景產生認同。在亞洲，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東亞各國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許多人認為中國、日本、韓國同屬東亞文化圈，深受中華文化影響，故又稱為「漢字文化圈」或「儒學文化圈」。十九世紀隨著西風東漸，民亞洲國族認同的轉型 族主義的概念擴及亞洲，日本與韓國逐漸興起「去中國化」或「去漢化」的聲浪，政府頒布的一連串法令也被視為是加速其脫離中華文化影響的推手。對於這樣的趨勢與影響，學界有不同的看法與解讀。臺大國發所副教授姜智恩也針對韓國朝鮮儒者以中華文化作為自我認同（簡稱「中華認同」）的特色進行深入剖析。

根據姜智恩教授分析，朝鮮時代的儒者對於「天下」和「國家」、「中華」和「民族」的認同原本是共存共生的，但到了二十世紀前後，則轉為無法並存的對立觀念。但事實上，回顧歷史，朝鮮的儒者們早已發出特殊的「中華認同」，無須亟欲擺脫源自中華文化的影子；即使在「天下—國家」的框架下，朝鮮儒者也一直維持自我區域的體制獨立，「天下」與「國家」的概念反而得以均衡發展，相互為用。面對近代韓國新知識份子對於傳統朝鮮儒家的批判，姜智恩教授認為，應該整合不同角度的意見，才能完整理解「中華認同」的內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7）

臺大國發所教授團隊關心全球多項議題的發展，以及人們要如何因應這些變化。從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到文化，面對不斷變動的世界，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了解轉型的重要性，並確認應達到的目標與可行的時機。雖然未來遙不可測，或許無人能知究竟需要多少轉變，但根據過去的經驗以及當代技術的應用，臺大國發所團隊仍秉持創新國家發展的精神，將研究觸角深入社會各層面，追求轉型帶來的價值與貢獻。這樣的理念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第17項「強調永續發展以建立全球夥伴關係」一致；而上述研究深入剖析臺灣能源議題以及中國立法制度，也分別符合第7項「可負擔的乾淨能源」以及第16項「建立和平、正義與健全制度」的目標。

 

國發所主要研究領域
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全球化與公共政策治理；歐洲整合研究；勞動與社會福利發展；東亞文化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