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王瑋彤
2016年11月25日，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於臺大社會科學院頤賢館舉行「2016臺灣風險社會論壇——不能等了！能源貧窮迫在眉睫」。論壇由風險中心周桂田主任主持開場，指出據2014年的統計，工業電價補貼約120億臺幣，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除了能源安全、能源穩定之外，也應該注重社會公平與弱勢問題。
風險中心研究團隊進行上半場簡報，開頭提及學童在便利商店等公共場所做功課，有些其實是因為家中沒有足夠照明或冷氣，也就是閱讀環境不好，引出問題意識：哪些家庭面臨這種情況？水、電、瓦斯對他們的負擔有多大？由於臺灣對於低收入戶有減免，如化石燃料補貼及偏低的水價，常造成油、水、電費用負擔不高的認知；但所謂「能源貧窮」，必須回到在地的能源需要去定義，早期通常是以能源支出佔家戶所得比10%以上，稱為高敏感族群，但在此基礎之上，仍需要更精細的定義。研究團隊先剔除所得中位數以上的家戶，再得出油、水、電支出佔家戶所得比10%以上的潛在風險區域，經過初步推估，全臺13%的家戶面臨能源貧窮潛在風險，即約304萬人的能源支出超過家庭收支佔比10％。
若從空間上檢視各縣市的能源貧窮分布，亦可發現這樣的貧窮現象存在著城鄉差異，如苗栗、雲林與新竹等三個縣市，有逾30%的家戶呈現能源貧窮現象，特別是偏鄉大眾運輸工具較少，依賴私人運輸工具之下，交通燃料需求極高，亦加深能源貧窮的城鄉差距問題。根據上述研究結果，風險中心研究團隊提出3點建議：
1.針對能源貧窮潛在風險進行全國性的社會影響評估，並且報告必須公開、作為政策依據；
2.立基於社會影響評估，做出合理的住宅電價級距設計，除了兼顧所得較低族群，亦須考慮對中等收入者的衝擊，若用電330度以下不漲電價，會轉嫁給誰負擔？應避免讓「比較不窮的」負擔最多；
3.根據上述評估，針對能源貧窮風險對象，進行特定的能源效率提升，包括照明、空調等專案改善。
其後進入上半場的問題與討論，有民眾提問政府單位有無相關研究與對比資料？為何在水力、電力獨占的情況下，卻沒有釋出資料？研究團隊回應，本研究使用主計總處的臺灣收入調查，但碰到的問題是，當從縣市往下計算到鄉鎮市時，有很多數據是不透明的，無法聚焦於某個空間尺度，例如相對周邊有較嚴峻能源貧窮現象的地區。針對資料公開的部分，其實臺電和水公司都握有數據，但若要開放，必須把電、水、瓦斯等數據都串到一個門牌上，對單一機構而言有困難。研究團隊也訴求未來能透過串接不同資料庫，釐清區域性能源問題。
進入下半場次，仍由風險中心研究團隊做開場報告，主題為凝聚臺灣能源轉型新共識，講者指出能源在減碳系統中作為一個重要部分，例如歐洲國家在90年代開始穩健轉型、發展再生能源。德國全球變遷諮詢委員會關於轉型的探討，提出面對全球氣候變遷需要三個領域——能源系統、都市系統、土地利用系統的全面轉型。意即，能源轉型的啟動其實代表一場社會轉型，正面因素包括技術創新和社會創新，負面因素則包括利益結構、路徑依賴等，在推動能源轉型時，重點是如何應對舊社會的既有結構阻礙。
接續由徐光蓉教授（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簡報，主旨環繞在去年及今年的cop21、巴黎協議及cop22，巴黎協議的目標很清楚，要控制氣候增溫不超過1.5度C，而且與京都議定書不同的是，所有國家都會參與，並無規定要做多少，而是由每個國家自己呈上要做多少，每五年檢視一次。巴黎協議在今年11月4日生效，總共137個締約國，已有113國簽署，共佔超過約八成的全球總排放量，這是有史以來國際協議生效最快的一次，反映出大部分的國家都認同問題的嚴峻性。此次會議還廣邀非政府行動者，包括社區和民間團體。所以究竟如何達成目標？只有各國自願減量是不夠的，應該鼓勵再生能源發展、關閉燃煤電廠、發展電動車、更新舊建築使其更簡能，但若依照臺電目前的火力發電廠計畫，是不可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
洪申翰副秘書長（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則分享自己對於臺灣推動能源轉型的觀察，他表示新政府宣示了非核家園的目標，卻一直對於減量啟程猶豫不決。也就是說，他並不懷疑新政府視此為重要議題，但現在的問題是轉型轉不過去，過去臺灣電業樣態的既有結構是不太重視需求面，舉例而言，臺電各區處配置於處理節能問題的人員比例是非常少的。另一方面，若要更新電價公式，重點在於把哪些成本納入計算，以及分攤結構。
進入下半場的問題與討論，有記者提問能源轉型和節能減碳之間的矛盾，為達成非核家園目標，必須確保能源供給，可能有一陣子要依賴非核電發電，但依照徐教授前述的臺電大型火力發電開發計畫，似乎不利於減碳，是否會造成排碳量不減反增？徐教授回應指出，其實臺灣的耗電量已經太多，應該要節電；而且能源不等同於電，缺電有部分原因是臺電維修有問題，臺灣不缺設備但效率差，假如臺電火力電廠的效率能提升到跟民營電廠一樣，就可以省下約5%的電。另有來賓提問如何進一步動員民間資源，對此，洪申翰副秘書長回應關於能源治理的議題，臺灣過去的發展型國家經濟模式，聚焦於中央政府的決策權限，民間很難參與，若中央政府把決策空間下放到地方政府，民間才有可能參與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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